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兼对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检验

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为分析框架,我们选取浙江1990--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IPI和计量模型,对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浙江对外直接投资虽处于IDP理论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但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基于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一些促进浙江对外投资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5—2009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促进作用有限,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使中国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笔者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1993年～2009年中国对105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但这种创造效应还较为有限。因此,应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发挥其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关系。     

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判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政治和社会环境长期稳定,我国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尽管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净流入的状况。依据邓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以及所处阶段进行实证分析与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步入第三阶段。在世界经济下行、国内面临通胀压力,投资驱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彻底转变的背景下,有序健康地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是缓解国内外经济严重失衡的重要途径。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国内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加大对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走出去"的鼓励力度,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以全球资源竞争为背景,选取2003～2010年中国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关季度数据,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修正形式为基础,采用Johansen协整的方法,对中国资源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小,中国资源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粗放式资源争夺阶段,无法有效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弱以及投机套利机制的广泛存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12年我国对35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其促进作用也存在着差异。应因地制宜,继续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出口贸易一道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OFDI增长的母国经济动因: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投资发展路径论构建了一个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的理论机制,揭示了其背后的母国经济动因:本国经济增长通过引发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导致了OFDI的动态变化,进而表现为投资规模和速度、投资动机与结构、投资地区等发生相应转换。进一步地,通过选取1982-2015年中国OFDI、GDP和工业增加值三组时间序列变量,对上述理论机制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研究——基于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来说“一带”地区更为明显,“一带”地区西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东部;在影响机制方面,GDP增长速度越快、政府财政预算支出收入比越高对当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强烈,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应当基于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对外投资建设,整合对外直接投资源、落实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国家应加大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的提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地区能耗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能耗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地区能耗强度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上升,中部地区也进入此阶段,但影响程度没有东部地区深,而西部地区处于能耗强度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降低的阶段。短期来看,因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除东部地区滞后二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能耗强度有影响,其他短期内影响都不显著。政府应该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从投资国视角看ODI逆向技术外溢的影响因素

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本文选取1985-2008年我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DI)的相关数据,从投资国的视角考察了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实际有效汇率、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对我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基于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澳门会展业的经济效应与粤澳会展业合作

澳门会展业是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带动澳门经济战略转型的现代服务产业。会展业在澳门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经济带动效能,充分展示了澳门会展业发展的良好前景。基于此,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利用澳门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对澳门会展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澳门会展业不仅对投资、就业以及经济增长产生了带动效应,同时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刺激效应,促进了澳门产业结构的优化。为推动澳门会展业的发展,应加强粤澳会展业的合作。     

债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例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为了扩大我国直接融资规模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本文以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例，分析了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状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以1993-201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额和股市筹资额共20年时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建立相关性模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实证研究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发现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额与国民生产总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银行间债券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该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从而说明了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创新的必要性。     

航空公司第三方投诉问题研究

第三方投诉是投诉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对被投诉者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随着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航空公司第三方投诉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基于2006—2010年中国航空运输服务投诉的数据,介绍航空公司第三方服务投诉的基本现状,分析导致第三方投诉的原因,最后提出应对第三方投诉的基本对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ODI与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ODI分类视角

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的ODI分为学习型ODI和竞争型ODI,运用Almon方法并利用2003—2010年我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两者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种O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期影响大于当期影响,且学习型ODI比竞争型ODI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中技术结构的升级。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在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1985—2009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对FDI、ODI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前两者对后者的作用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5—2009年期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态势,FDI和O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差异主要由作用途径不同导致。最后提出,应积极优化FDI的产业分布结构和来源结构,增加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重。     

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协整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不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通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力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积极发展乡村的特色传统产业、鼓励富裕人员和知识分子回乡创业等政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成为了各国竞争的焦点。研究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和转换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从服务贸易总量、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贸易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总量增长迅速,远超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总体竞争力低,结构不平衡。运用1982—2006年的数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影响因素的多要素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显著正相关。其中,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次之,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较小,从加大教育投入、增强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方面提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转换的建议。     

中国区域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9—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协同模型对区域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中国当前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水平区域间不平衡和区域内不平衡共存。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水平呈现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依次递减的态势,总体上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