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群体异质性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微观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部分大城市出现的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问题加重了居民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利用《2017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状况调查问卷》数据,对比分析不同群体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差异,识别影响综合负担变化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1)中低收入群体综合负担均不同程度地超过可支付标准;(2)不同住房与通勤决策群体,其住房成本对交通成本的边际替代率存在差异,中心城区私家车通勤群体为减少通勤成本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3)近郊区私家车通勤群体的户籍类型与其综合负担相关性较强;中心城区非私家车通勤群体,私家车拥有量与其综合负担变化显著正相关。基于此,从统筹住房与交通规划、破除户籍制度性障碍以及合理配置城市交通资源等方面提出降低居民综合负担的对策建议。     

住房成本、通勤成本及群体需求异质性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在制度转型和城市空间扩张背景下,研究城市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空间互动关系及群体需求差异,能够为城市住房政策和交通规划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数据,构建住房需求函数,探讨不同类型城市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显著负相关,但不同类型城市居民对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住房补贴、通勤方式及职业类型等属性对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之间替代关系具有较大影响。因此,从引导住房消费合理分层、优化公共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及布局、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城市居民职住平衡。     

城市生活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吸引人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构建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利用《2018年天津市居民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与城市经济地理大数据,测度居住点的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上,探究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群体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天津城市生活质量随居住点到CBD距离的递增而衰减,多数城市服务设施与环境指标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从分样本看,高学历人才与创意阶层对生活质量的付费意愿较高,更偏好地铁、教育医疗资源、图书馆、体育设施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同年龄群体对城市服务设施及环境的偏好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口对生活质量的付费意愿较低。基于此,给出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增强城市吸引力与竞争力的具体对策。     

城市居民收入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基于2014年CFPS数据的研究

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收入群体的职住空间分化与通勤行为差异增加,目前已有研究对于收入对通勤的影响存在争议。基于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全国、区域和省级尺度下居民的通勤格局,并探讨了居民收入与通勤时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我国城市居民2014年平均通勤时间为20.68分钟,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与省级差异。(2)收入对居民通勤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收入越高通勤时间越长。(3)通勤还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属性的影响。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偏好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数据,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比较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住房需求偏好,结果显示:年龄、学历及收入等因素与居民住房需求偏好显著相关;居民居住区位选择时关注的公共服务配套受年龄、婚姻状况、有无中小学生等因素影响;无住房公积金、非本地户籍人口通常选择租房,并且在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其购房意愿越强烈;租房或拥有保障性住房家庭的居住面积普遍小于拥有商品房的家庭。提出应加大对居民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及有序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等相关对策建议,为城市住房有效供给提供决策依据。     

“居住粘性”下的城市“空间失配”问题研究——来自杭州的微观事实及分析

本文以国外"空间失配"及相关研究为基础,根据国内日益显著的"职住分离"和通勤量上升现状,提出了"居住粘性"这一观点。本文认为居民在面临居住选择时,会因为与特定场所之间的联系而在居住行为上产生一种"粘性",从而造成其居住流动性受限,最终发生"空间失配"现象;同时,利用调研获取的杭州市微观数据实证支持了这一论点,得出居住时间、产权性质、家庭结构、归属感、接送小孩、对自有住房的偏好等是影响"失配"的主要显著因素。本文揭示了城市"空间失配"的微观机理,对指导个体行为决策、完善城市管理及制定公共政策等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先增加,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将降低。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地理视角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作用。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多层定序逻辑模型检验了社区与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社区及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会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可能性,住所距最近公共交通站点越远,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概率越大,而城市每万人公交拥有量的增加对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关于公租房社区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匹配问题——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公租房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公租房社区的居住与就业匹配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基于对重庆市的3个公租房小区的实地调研,在考察各个社区居民结构、居住成本、通勤方式与成本、家庭收入等情况后,利用住房与交通综合可支付性指数,结合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分析了公租房小区居住与就业空间的匹配状况,并在公租房建设选址、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城市增长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居住-就业"空间关系逐渐由"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区住选择的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特点,建立了对通勤时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北京市的两套就业者微观样本实证研究了各种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分为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机会三大类)对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通勤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城市中特有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转型特点.增加了"居住一就业"空闻关系的复杂性.论文认为,应致力于减少对劳动力自由选址的制度性约束,在促进产业用地充分集聚的同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改变其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现状,同时在交通便捷的区位提供符合当地劳动力住房需求的住房供给.     

我国城市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厘清城市居民通勤出行特征,揭示其内在规律,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重要依据。基于天津市居民通勤特征调查,综合考虑智能手机信息化效应,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城市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典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个人属性、家庭现状、住房类型、职住地附近公共交通环境等因素对居民通勤方式与通勤时间作用显著,现阶段地铁分担率较低,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覆盖不足;智能手机的信息化效应对公共交通模式较为显著,对居民通勤时间、路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促进职住平衡、减轻低收入群体通勤负担、加快智能交通系统建设等。     

我国城市居民通勤特征与通勤方式选择行为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状况调查问卷》微观数据,利用空间插值法刻画天津市居民通勤特征,并构建MNL模型分析居民通勤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天津市居民通勤距离由内向外呈跳跃式衰减圈层结构,居住中心性与就业岗位郊区化并存;跨区域通勤以内部通勤为主,侧面通勤、逆通勤为辅;非机动化程度较低,以共享单车为主体的绿色出行模式初现;通勤距离、私家车及自行车、电动车拥有状况、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行为影响显著。基于此,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打造慢行交通系统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问卷调查的北京市居民通勤状况分析

城市通勤问题不仅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而且还决定着城市的运行效率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因此是提升居民生存质量,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继而整体功能的关键切入点。近年来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交通拥堵、通勤不畅,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设置通勤时间、通勤距离、通勤类型以及居民满意度等指标,揭示北京市通勤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功能更新、城市交通规划以及居民职住均衡抉择,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空间结构对交通出行影响研究的进展——单中心与多中心的论争

通过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构建来疏解单中心城市的交通拥挤是城市规划历来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正日益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关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否节省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分析表明,两种截然相反的实证结论源于两种不同形成机制的多中心结构,改善交通出行的多中心结构是以就业与居住就地平衡为前提的.     

基于项目、家庭和个体视角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就业可达性——以北京市为例

自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住房保障体系以来,保障房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促进了安居。然而,它是否也促进了乐业引起了广泛关注。以北京为例,根据保障房申请和分配数据,基于项目、家庭和个体视角分析了经济适用房的就业可达性。发现经济适用住房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特征不同于一般城市居民;经济适用房居民通勤距离较长、就业可达性较差。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有经济适用房建设分配制度、城市居住和就业中心格局,保障房项目的区位;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有户口、人口年龄、家庭人口数、是否有孩子上学等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城市功能外迁中双向通勤现象探析

大城市空间扩展造成了通勤距离、通勤时耗的不断增加.近年来,由于行政中心、高等院校等纷纷外迁和城郊大型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形成了很多规模较大、配套不完善的单一功能用地或功能区.居住与就业功能的双重空间失配和出行时间、方式具有规律性的通勤交通,不仅导致高昂的通勤成本,还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流动特征.以济南为例,通过对典型功能区居民通勤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出行者属性和通勤特征以及双向通勤现象对交通成本、道路负荷和城市运行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和交通规划等角度,提出了保障功能布局与交通互适、居住和就业平衡的建议.     

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数据,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分析社会中不同经济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2)2014年健康状况、环境污染、工作时长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且随着身体变差、污染变严重、工时加长,个体幸福感显著降低;(3)随着社区设施的增多,居民幸福感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少的趋势,城市可考虑建设混合型社区,适当增加社区设施的种类方便居民生活出行。     

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我国各地区居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但是收入的增加并不代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两者并不是一直成正比关系。很多专家通过分析后指出,居民的幸福感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政府服务、家庭因素、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等都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影响,而居民收入的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外国学者认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相对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其主观幸福感比较强,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其主观幸福感比较低,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国内也有相关报告指出,随着个人收入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在逐渐提升。本文首先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内容进行了简单阐述,其次分析了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以提升居民收入为基础来促进居民幸福感提高的对策。     

住房、交通与城市空间规划

首先归纳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框架下居住模式和交通体系空间互动关系的基本理论,之后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定量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着重讨论了住房与交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包括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中低收入者福利和环境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住房和交通相协调的城市空间规划的三个目标,并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浅谈保障性住房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

保障性住房是各级政府为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的有力保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