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巨型社区的活动空间——基于北京市的调查

文章针对中国大城市周边涌现的巨型居住社区现象,基于居民日常活动和出行调研数据,利用GIS软件对巨型社区居民出行的时空路径和活动分布进行刻画,总结出郊区巨型社区居民的工作、购物、休闲活动空间特征和整体活动空间模式,探讨这种独特的郊区物质空间对居民行为空间的影响;并通过郊区巨型社区与内城、郊区普通社区的对比分析,探讨其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意义,剖析巨型社区自身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未来巨型社区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一定的依据。     

上海都市区就业可达性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中国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导致居民就业可达性失衡。为了弥补以往居民就业可达性与个体收入因果关系研究的不足,使用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和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数据,在控制了居住自选择条件下,研究上海都市区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分布及其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上海都市区存在明显职住空间错位现象,就业可达性指数呈环状分布,郊区存在就业次中心;②就业可达性与个人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且存在区位决定收入的证据。为了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未来政策可以从提高居住区位的就业可达性着手。     

“双老”社区居民自发建造行为与公共空间要素关联性研究——以广州珠光社区为例

当今,居民老龄化严重的老旧社区普遍存在（简称“双老”社区）,居住密度大、老龄人口比例高、公共空间与设施配置不足等问题无法满足社区老人对公共休闲空间的使用需求。在一些管理较为松散的社区内会出现居民自发建造公共空间的现象,通常以自发搬置座椅、搭遮阳棚等方式呈现。自发建造公共空间（简称“自建空间”）是在公共空间资源不足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是居民日常生活及其空间实践的见证,其背后居民需求与物质、社会空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值得深入探究。以广州越秀区某“双老”社区为例,分析居民自建空间的布局特点及环境特征,对比既有公共空间,探讨居民自发建造行为与公共空间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关键要素对相同类型空间提出更新设计策略,以此为“双老”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提供以居民使用需求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基础;同时,将居民自发微观建造行为视为使用者的空间权利,通过关注日常建造行为将建筑学研究视角从单一物质空间转向与人互动的社会空间中。     

促进居住融和的保障性住房混合建设方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城市普遍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在此过程中,保障性住房所采取的集中建设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为避免低收入群体过度集聚和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本文提出保障性住房应以促进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居住融和为目标,采用与普通商品住房混合建设的方式,并从土地供给、住宅设计和社区建设方面提出了保障性住房混合建设的策略建议.     

从政策的角度浅析我国保障性住房配建的发展

保障性住房配建是混合居住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社会和谐共生在住房领域的延伸。本文整理了国家和各省市保障性住房配建相关政策，确定了保障性住房配建的基本内涵，归纳了这些省市在配建比例、配建住房类型、配建保障性住房建设标准方面的要求，从政策法规的视角分析研究了我国保障性住房配建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面向精细化管理的沈阳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调查与对策分析

本文研究基于精细化规划管理需要,在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分析沈阳市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配建与分布与建设特征,了解居民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需求,从服务管理上对沈阳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提出规划对策。     

乡村绅士化对旅游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成都竹艺村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传统村落实现复兴的重要方式和过程,而游客、新村民等绅士群体的介入常导致地方主体趋于式微。选取成都竹艺村为实证案例,聚焦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原住居民这一脆弱群体,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基于日常生活理论的微观视角探讨绅士化对居民认知、行为和情感的影响,并延伸对其地方认同及地方身份建构的讨论。研究发现：绅士化重构了乡村空间形态和功能意义,原住居民为获取更高的旅游收益,选择接纳绅士群体对于地方空间的价值认知,而对旅游资源的争夺使邻里关系由亲密转为竞争;乡村空间功能的居游交织要求原住居民进行身份转换,其日常生活围绕旅游业而展开,生计行为具有明显的服务业特征;绅士介入和地景变迁拆解了社区关系,造成地方记忆的集体失忆和原住居民的失所体验;原住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地方身份建构与其日常生活互为反馈,共同实践缺失、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区认同消解,而个体尺度的收入增长和对于地方的价值认知有利于其积极身份的建构。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居民地方身份认同、打造多元共治的乡村旅游社区的相关建议。     

北京居住功能空间演替模式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居住功能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其时空分异格局与模式直接影响了住房供需、职住平衡及群体层级分化等关键问题。既有研究缺乏从居住功能细分类视角运用细粒度、长时间序列数据对居住时空演进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亦鲜有基于居住空间类型差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模式进行定量分析和探索。首先判定了居住功能更新的时空分异阶段：中心城区改建均衡,多中心商品房建设,外建内改,中心城区社区更新、社区更新外延与城郊保障房兴建。尔后,探究了镇街尺度的演化热点并综合凝练六类居住空间更新模式：社区更新主导模式、保障房主导模式、混住房主导模式、商品房主导模式、组合建设模式、改建一体模式。最后,归因分析发现商品房和混住房布局受人口分布、区位与交通通达性影响较强烈,政策影响对于其建设分布有宏观引导作用;保障房建设强度以及分布主要受住房保障政策的作用;人口分布以及社区属性是社区更新的原始推动力;大事件触媒对居住功能总体演化会产生阶段性强影响。     

日本社区：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增加住区居民的亲和力是住区自治会和町内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如何使住区居民彼此增进了解，加强交流，建造一个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富有人情味儿的居住环境呢？东京社区的主要做法是通过组织一系列富有吸引力的活动来加强彼此间的了解，增进社区的凝聚力。住区自治会、町内会一年四季都要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如插花会、茶道会、敬老会等，居民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社区内的各种活动。     

郊区居民游憩行为过程与个体决策——基于北京回龙观社区的调查

在传统的游憩空间研究中,郊区居民的游憩行为往往被忽略,另外,行为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命题需要进一步验证.选取北京市回龙观社区作为实证研究地区,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郊区居民游憩行为的空间特点、决策影响因素与过程,以及游憩行为的事后评价.研究发现:郊区居民的游憩地点选择呈现距离衰减规律,自然型与锻炼型活动在内圈层比例较高,娱乐型与交往型活动在外圈层比例较高.行为决策中的主观因素,如感知信息、偏好等在郊区居民游憩行为决策过程中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对当前社区游憩环境感知好、认同高、偏好高的居民,更容易选择在社区附近活动并保持较高的活动频率;行为结果与当前感知而非过去感知正相关,表明居民的感知印象与行为结果之间存在着调整过程.另外,居民的行为方式与其对游憩活动的评价相适应,对回龙观居住越满意的居民在社区附近活动的频率越高;不满意居民的应对策略则受到了客观能力的制约.     

中国大城市的设施共享与社区参与——对上海内城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内城社区为例,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对我国大城市的设施共享与社区参与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居民年龄和收入与居民社区参与意愿显著相关.与此同时,住房产权没有显著影响,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引发集体行动.单位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超过商品房社区居民,集体主义文化仍有影响.居住区内部设施通过物理使用、社会交往机会以及参与渠道,对居民的社区参与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发挥公共设施领域化对于社区共同体发育的积极影响,为形成社区共同体提供物质基础,及通过培育社区归属感、增加邻里社会资本等促进社区参与.     

浅析我国社区弱势居住群体住房问题

社区弱势居住群体住房问题是城市社会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关系到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现拟从介绍我国社区弱势居住群体的现状入手,分析我国社区弱势居住群体住房问题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我国社区弱势居住群体住房问题的建议。     

公租房社区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以合肥市T公租房社区为例

我国的公租房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正在有序建设和发展中,城市住房困难人群的基本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社区治理效果也逐步显现。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规模扩张、流动人口剧增的阶段,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管理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公租房中低收入群体集聚,复杂的人口环境、多样化的需求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以合肥市T公租房社区为调查点,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分析公租房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如治理主体力量悬殊、治理机制不完善、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等,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引导居民自治,推进社区“微”治理,倾听居民心声,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拉力,以期促进公租房治理效果的提升。     

我国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及政策启示

房价收入比是考察居民购房能力的一个通行指标。2005年，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只有6.77，并不是很高，而且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但我国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很大，2005年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是22.69，而最高收入户只有2.45，前者是后者的9.3倍，大大超过国际同等差距。这种巨大的社会差距，要求我国政府应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不同的住房政策，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利。     

城市老旧社区重建的新途径

结合北京市的一个实际案例,指出老旧社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居住条件和城市物质外貌问题,其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在解决老旧社区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把改善居住条件与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问题和提高社区自治精神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老旧社区的治理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的.     

居民参与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石，事关城市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社区微治理是社区治理精细化下的创新范式，旨在实现社区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居民多元化诉求，充分发挥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事务冗杂，居民在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难免存在参与意识与专业能力薄弱、相关政策制度缺乏及路径发展滞后等诸多困境，因此，文章从培养意识、完善政策和创新路径等维度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对策，以期为丰富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实现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参考借鉴。     

建设有乡村特色的农村社区

这里所说的“有乡村特色的农村社区”，是与城市社区相比较而言的。目前，中国城市的不同社区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人口众多而集中、政府扶持力度大、居民职业繁复多样、社区服务设施便捷、网络信息化程度高、居民间人情往来很少等明显的特征。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速．尤其是乡村拆平房建楼房规模的不断扩大．还有各级政府的推动．起步不久的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有模仿甚至复制城市社区的趋势。对此，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促进身心健康:社区公共空间对社会凝聚力影响研究

社会凝聚力是人际间的互动和联系感.社区公共空间可以有效鼓励社会互动,帮助居民建立认同感,提升社会凝聚力.有研究表明提高社会凝聚力可带来身心健康,但社区公共空间内的社会凝聚力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尚缺乏系统梳理.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搜索基础上,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梳理社区公共空间与社会凝聚力相关研究的进展与热点.结果表明:社区公共空间提供的社会凝聚力可以从生理、心理多方面发挥健康效用.社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质量、安全性和使用者都是影响社会凝聚力的要素,通过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积极互动、增强场地依恋感都会促进社会凝聚力,从而影响公众健康.未来可针对社区公共空间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方式和途径提出空间设计与管理参考,促进社区公共空间健康服务功能,增强公众的社会凝聚力和幸福感.落实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国家政策.     

浅谈如何做好社区居委会工作

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社区居民遵纪守法,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物,美化、净化社区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开展法制教育、国防教育、公德教育、科学教育、青少年教育、职业培训等;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各种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教育社区居民尊老爱幼,扶困助残,拥军优属,团结互助,养成文明、健康、高尚的生活方式,形成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化精神,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城市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放开的人口流动政策推进各民族大幅度跨区域流动,城市民族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推动民族间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是未来民族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主体性互构理论为基础,基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以期从政府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互动中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多元主体共同行动,构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在城市民族嵌入社区治理中,依托政府主体性释放资源,利用社会主体性链接内外资源,在上下联动中增强各民族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推进社区和谐治理中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交往力度,在促进各民族相互融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