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的理论原型、应用逻辑与问题反思

结合宏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中央政府的分税改革、城市政府的空间营销以及各级政府对国家公共资源与权力的现实运作三方面,对快速城镇化阶段我国城市发展政策工具的理论原型、现实逻辑与价值导向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在被移植和引入我国制度土壤的过程中,许多西方经济学源理论被各级的政策设计与执行者基于自身主观的政治图谋与利益诉求肆意改装、拼贴,被剥离了原生的价值伦理,只剩下工具效用。而这种因"体道失位"而诱发的"器用断章"也逐渐成为了诱发当前不断显现的各种城市发展问题的病灶根源。     

基于空间均衡格局下的长沙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依托空间均衡的概念,以长沙市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出发,以追求空间均衡为目标,针对城市总体规划中宏观范畴与微观范畴两个层面对城市空间均衡进行探讨,宏观层面上重点对城市发展的目标与定位进行空间理解,微观上重点从居住—就业平衡、公共资源配置、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权力配置四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空间均衡应予以关注的重点,希冀对长沙市总体规划编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空间生产批判下的城市环境问题探究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基于空间生产所产生的同质化、环境破坏、空间压迫等问题,这是城市治理的困境所在。空间生产理论主要探讨了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空间、资本和权力间的关系,这就为分析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尝试运用空间生产理论解释城市环境问题产生背后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发展要遵循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     

新时代城市文化空间治理:框架和路径——以宜滨市江安县为例

新时代下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对象之一.城市文化空间治理既要解决过去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城市特性消失、归属感认可度差"等系列问题,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新要求.通过构建"目标—驱动—路径"的治理框架,提出"历史挖掘、多元融合和设施均衡"的治理路径及其行动方案,结合江安城市文化空间治理实际工作,在问卷调查统计和研究梳理"历史底蕴、文化特征、空间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实践验证,为实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支撑和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进行有益探索.     

中国城市治理论坛开幕

<正>10月23日至24日,中国城市治理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论坛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创新"为主题,共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     

基层治理主体对城市建成空间的影响研究——以深圳原特区外为例

城市建成空间研究正在发生政治和制度转向,根植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城市治理理论,为剖析城市建成空间演变提供了有益视角和分析框架。以深圳原特区外为研究对象,以“治理主体—行动策略—建成空间响应”为分析框架,着力探讨基层治理主体作用力与组合方式对城市建成空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建成空间对不同治理主体作用具有显著的响应机制,“四面开花”是基层治理主体主导下典型的建成空间特征;(2)深圳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由乡镇政府与原农村集体组成的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对其实际占有的土地实施生产型、破碎化的空间开发策略,推动原特区外建成空间与特区内相比,形成空间权属、空间结构、空间效益和景观格局的二元特征;(3)1979~2010年,深圳原特区外建成空间虽一直受基层治理主体主导,但市级治理主体管治能力和范围不断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变迁、博弈过程和组合方式推动城市建成空间形成三阶段特征。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地方政府企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剧烈变迁,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国外地方政府转型研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提出了"地方政府企业化"的概念,以指代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在转型中普遍表现出的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并将之与企业化政府、企业家城市、城市经营、城市管治等概念进行辨析.最后通过与西方地方政府转型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化的主要特征.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对中国城镇化的现实意义

城市空间不仅融入资本运作过程中,而且直接成为资本追求的目标;除了是生产的原料、消费的对象,还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工具,推动社会走向资本化、消费化和景象化,引起日常生活分裂化、虚拟化、颠倒化等问题。城市空间生产批判不仅有利于认清空间的不平等现象,而且对中国城镇化有重要意义。中国城镇化长期采用粗放的增长方式,不仅存在较严重的城乡二元格局,而且存在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作用不彰的现象,需要转变城镇化增长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高层建筑与城市

十八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大工业兴起使人口集中到城市中来,造成用地紧张,地价上涨,城市范围逐步扩大仍感局促,为了在较小的土地范围内建造更多的建筑面积,建筑物不得不向高层发展——这是高层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说,高层建筑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高层只有在城市的滋润下才能较快地蓬勃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依赖高层的支持!高层建筑是城市空间的元素,优秀的高层建筑并不是排斥城市空间的明星建筑而是能一个创造人性的场所,又融入文脉的关系,不去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优秀的高层建筑要考虑使用者的需要,以城市的公众利益为追求的目标。我们必须在高层和城市的发展中取得平衡,才能创造出更好的城市景观和适合人们生活的环境,才能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健康地发展下去!     

论可持续城市

现如今,中国城市普遍出现了"城市病"现象,建设可持续城市是应对"城市病"蔓延、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战略。在对国内外可持续城市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基础上,提出可持续城市的全新内涵,从空间结构、交通结构、生态环境、经济支撑、文化传承五个维度论述构建可持续城市的主体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提出建设可持续城市的五大核心要件,即构建"分散紧凑型"多中心城市格局,建设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大尺度绿色生态空间,夯实支撑城市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注重城市文脉延续,以留存城市特色与魅力。     

时空压缩视角下城市蔓延特征及治理述评

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资本积累的时间加速和空间范域的缩短,使得城市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呈现出以横向扩张与纵向积累为主的空间蔓延状态,如何进行蔓延治理是有待解决的发展问题。因应空间正义发展的诉求,提出以时间转换和空间重组进行蔓延控制的理论探索、蔓延调整的规划措施及蔓延治理的政策保障分析,认为从时空修复角度调整空间秩序是进行蔓延治理的有效途径。指出在我国城乡转型发展和多种矛盾并存的社会状况下,以空间正义引领城市空间生产、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完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是治理城市无序蔓延和引导城市走向公平发展的措施。     

“规训—反规训”空间的生产——NJ市H社区公共空间违法侵占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违法侵占,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同样制约城市规划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其产生与城镇化引起的农民居住空间变迁密切相关。目前,拆迁安置社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空间违法侵占现象。拆迁安置空间的形成不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转型中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共作用的产物,空间违法侵占便产生于这一政治性空间中。以NJ市H社区空间违法侵占为例,以列菲弗空间生产理论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空间再现—空间实践—再现空间"三个层次系统,从国家视角、居民视角及博弈视角分析"规训—反规训"空间生产的逻辑脉络,并为解决空间冲突提出建议。     

我国城市网络研究的空间敏感性初探——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企业分支机构为依据的城市网络分析框架是西方学者基于全球跨国企业机构组织与城市功能联系之间的关联性所演绎和发展出的产物。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体系中,城市网络分析的基本单元"城市"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由此产生了我国独有的城市网络分析中的空间敏感问题,即分析空间单元的尺度选择对城市网络研究的影响。通过对京津冀、长三角两个城市群2013年的企业空间数据,分别以设区市和县级政区为单元对其进行城市网络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城镇结构特征的地区,对城市网络分析单元的空间敏感性是不同的。在微观经济相对发达,县级城市体系发育成熟的地区,城市网络分析对空间单元的敏感性较高,分析单元的尺度不同往往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而在如京津冀等城市网络权力相对集中,县级城市体系发育不完善的区域,网络分析的空间敏感性则相对降低,分析单元的划分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有限。     

近代以来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研究

运用符号权力和批判地名学理论,以近代以来福州主城区地名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时代地名命名与变更特点,揭示福州城市地名空间政治变迁规律,对当前城市地名规划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地名类型区域差异显著:鼓楼区以体现执政阶层意识形态的事物命名为主,台江区以经济事物类为主,仓山区以景观类为主,晋安区以吉祥愿景类为主;2地名命名与变更呈现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求美与商品化的时代演变规律。对宗教事物类地名的扬弃贯穿了整个研究时期,世俗空间与圣神空间的交融、分离对福州地名空间政治建构起到重要作用。3不同时代各社会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当前,资本对城市地名文化重构作用越发显著,地名地方性、时代性和使用权等问题需引起关注。     

为城市发展定标:科学内涵、基本框架与核心问题

在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基本框架分析后,指出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协同发展等要素以更加科学、系统和全面的视角相整合,从而促使城市发展系统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同发展阶段均有其最优状态.在此基础上,分别回顾了大小城市发展之争、制度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向最优布局要发展空间、多方主体参与下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城际协同发展体系构建等5个核心问题研究进展,并指出未来应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动力模型,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条件,进而探究人口规模提升路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最优空间布局、多元社会治理模式和最优协同发展体系,从而促进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建设发展.     

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多元结合”共享模式的构建

城市体育的本源是城市文化,因此,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可以在各个领域进行资源共享。笔者将其概括为"多元结合"共享模式。该模式以推动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共同发展为目标。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中的行为文化共享追求培养文明市民,提高市民的素质、品味,形成良好生活方式;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中的商业文化共享追求将体育融入到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之中,促进城市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     

城市洪涝韧性治理体系的智慧化转型与实现路径创新

城市洪涝灾害的韧性治理是提升城市洪涝风险应对与快速恢复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当前城市洪涝韧性治理的相关研究多限于空间建设与治理技术方面,对城市洪涝韧性治理的组织管理体系、智慧化运营等研究较为少见.从当前城市洪涝韧性治理的管理碎片化、工作界面不清晰,组织协同低效化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针对城市洪涝韧性治理的政府智慧化管...     

平台驱动与治理变革：数字平台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

基于数字平台治理功能演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视角,从链接机制、数据化机制、扩展机制与动员机制四个维度探讨了数字平台如何助力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数字平台的不当使用可能引发权力—权利关系格局失衡、多元治理主体责任归属、数据安全与公共利益的实现等问题及新的数字不平等。讨论了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与社会失序的现实可能性,指出在平台驱动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需要从技术赋能、数据驱动、主体赋责和治理重构等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并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平台的治理优势,规避其可能带来的治理风险,推动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与治理制度的相互支撑。     

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与治理

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治理强调空间的经济效益,忽视城市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与协调性,导致空间治理正义缺失,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认为从以前强调的增长理念为主导转向以公平公正理念为主导,是城市治理方式转型的关键。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城市社会空间的良好治理,首先应增强政府对公众需求的满足,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回归;同时,应创造不同途径让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城市建设,通过协商、沟通与合作达到多元利益的平衡。     

城市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生产的互构性分析——基于N市J社区违建商铺、流动摊贩的实证研究

以N市J社区中流动摊贩和违建商铺构成的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为研究对象。用"空间—社会"互构的视角分析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的生产逻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三个视角对互构模式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总体性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空间治理体制包含一系列管制社区非正规经营行动的话语、政策与管制联盟,是规训社区空间的结构性制度力量;市场资本流动促进城市发展、增强政府能力,城市化、老城更新等空间重构运动标志"制度—资本"联盟的形成;但是经济导向的政企联盟加速空间交换价值和非正规空间使用价值的冲突,引发空间争夺与冲突,反而制约制度和资本的空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