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范式传统上有两种,即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崛起,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开辟了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新视角。本文通过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三种理论范式及其比较分析,指出不存在一种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宏大理论,每一种范式都各有其长处与不足,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统计分析 ,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发展趋势。在对此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又考察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范式变迁”问题。从这些考察及其在这种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期刊从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因而进一步思考国际关系期刊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解释

国际关系行为体实施对外政策,通常需要运用某种理论对现实做前瞻性解释。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旨在解释一定对象的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与命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和研究视角,研究者会建构出不同的理论。实证主义理论秉承科学传统,其宗旨是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后实证主义理论强调主观建构,其宗旨是解释国际互动的社会意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的产物,既有可以观察的外在表现,亦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因此这两种理论与解释都是需要与必要的。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关系行为体实施对外政策,通常需要运用某种理论对现实做前瞻性解释。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旨在解释一定对象的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与命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和研究视角,研究者会建构出不同的理论。实证主义理论秉承科学传统,其宗旨是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后实证主义理论强调主观建构,其宗旨是解释国际互动的社会意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的产物,既有可以观察的外在表现,亦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因此这两种理论与解释都是需要与必要的。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国际关系研究的复杂范式

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理论与现实的分离"以及"理论自身的分裂与自闭"三大主要缺陷,而其根源是潜藏于认识深处的以"有序"、"理性"和"分离"为支柱的简化思维范式。当代复杂科学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根本上提升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有必要将复杂性贯彻到思维范式的深度,建立起"两重性逻辑"的理论自觉。相应地,开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研究将有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和突破口。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

作者提出一个以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为时间基轴,以理论流派、研究类型和格义取向为内涵指标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研究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格义取向也出现了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并存且交互格义日趋增多的格局。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根据对30年理论研究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现实经验是可以导致原创型理论的生成和发展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提出一个以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为时间基轴,以理论流派、研究类型和格义取向为内涵指标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研究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格义取向也出现了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并存且交互格义日趋增多的格局。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根据对30年理论研究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现实经验是可以导致原创型理论的生成和发展的。     

理论之间的关系及理论的应用

首先谈一下国际关系各大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每个理论都为研究国际问题提供观察、理解和解释的视角和方法。从横向上看,世界纷繁复杂,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把对世界体系中的行为体产生作用的每种因素都罗列出来,但这只能使我们对国际关系有一个“全面”而“肤浅”的认识。为了深刻认识国际关系,我们需要从体系层次上找出对行为体起到最大影响和作用的动力,对其进行重点分析和研究。这种“片面”而“深刻”的研究就是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流理论的差别在于它们对国际体系…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学科特点使然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被视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而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则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事实上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 ,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 ,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为“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而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缺陷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 ,则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去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     

世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范式转移展开的，在其理论早期，国家主义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复兴，从而对传统的国家主义范式理论构成了冲击。这种冲击促使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适时调整研究思路，从而使以世界主义范式为导向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是，世界主义范式又受到传统国家范式理论的批评，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北大核心

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单一本体论基础上,在单元层次上趋于把构成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国家视为权力单位,在关系层次上把国际关系简化为一种权力关系,在体系层次上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更接近物理系统的简单系统。而在批评新现实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单一性问题。作者在梳理学术界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基础,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跳出“政治学囚笼”,置于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新本体论三个层次的特点是:在单元层次,构成国际关系的单元是考虑了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多元国家;在关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体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世界强联结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支持新的本体论思考:人类多维活动被深度卷入国际场域的现实支持从多元、多样的视角看待国际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强联结的现实支持把国际关系模式视为一种多维复杂的关系网络;国家间因深度互动而出现“共同体化”的趋势支持把国际体系视为“多元社会共现”的文明演化过程。     

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虽然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承认经验,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却没有相关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主要在空间(主权)、制度与身份三个维度上展开。国际关系中的承认研究其实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国家不仅仅是个在国际社会中争夺权力与财富的物质性实体,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体。承认追求与地位追求及荣誉追求是有区别的。地位与荣誉是具有等级特征的,而承认则是基于文化多元主义。对外政策中的承认利益追求本身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内的政治合法性承认;另一个方面个则是国际社会对某项外交政策及其行为的认可。在国际关系中,承认既是行为体追求的目标又是其行为的手段。国家追求承认的核心政治动机为维护与扩展政治合法性,观众成本理论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进行微观机理的分析,同时观众成本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分析国际关系中承认的衡量工具。     

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项初步评估

作者在回顾了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分析了韩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倾向及特点,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韩国的研究现状、发展、局限以及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论点:普遍性与特殊性、实证分析层面与规范分析层面以及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及探讨,作者指出,韩国国际关系研究通过协调发展传统与科学、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既要坚持探索能够解释韩国特殊现实经验的理论性概念及一贯性分析机制,也要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与韩国特殊经验的关联性。这必将会大大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生产以及完整的知识框架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中产阶层研究的理论基础重构

结合我国社会分层现实,客观地分析阶级理论和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以此为基础,重构研究中产阶层的理论基础：第一,在理论范式上,将功能论与冲突论有机结合起来;第二,坚持多元的社会分层维度;第三,选择多元的阶层结构模型。     

试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基于《国际组织》与《国际研究季刊》(1997～2006年)的文本考察

以《国际组织》与《国际研究季刊》两家代表性学刊在1997～2006年期间刊发的论文为考察文本,作者将这些文本纳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个理论范式之中,以其为线索剖析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分别表现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改进并得到了一定发展,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丰富和延展。作者通过分析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的特点表现为:不同知识传统出现彼此深化与融合、国际关系分析层次重新回落、理性选择方法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关于建构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

一般来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一个学派的兴起和发展,通常都是通过发动一场针对主流理论范式的大争论来实现的,这很容易造成使人们关注各个理论流派之间对立的倾向,而忽视了各个学派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和相通之处。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视野来看,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比较和辨识各学派间的差异,并对理论做出价值判断,还应从国际关系理论宏观结构中审视各个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有利于我们把各个学派置于平等的地位,客观地评价它们对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的贡献。出于这种考虑,我想讨论一下建构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间的关系。首先,…     

认真对待预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预测

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等主要功能,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理论的预测功能缺乏足够的重视。作者通过考察科学哲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既有成果后发现,理论预测可以作为评估和发展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并能为修正和完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有价值的知识。虽然理论预测的准确与否并不能作为评判理论解释力强弱的唯一标准,但在满足理论所设定的解释范围和条件之内,一种指涉经验现实的理论也应该可以做出相对具体且明确的预测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格局或国家行为的发展趋势。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围绕国际格局变迁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转型等问题展开了诸多争论,通过对这些成果进行初步评估,作者发现几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都有待提升,准确的预测需要对不同理论的核心要素进行综合,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

国际关系的大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在这个层次,始终存在着各种争论。对照现实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实际上阐释的是国际体系的不同属性。由于国际体系原本就具有多元的属性,因此我们需要有多元的解释。建立这样的解释,把几种主流大理论的核心假定糅合在一起大概是不可行的,人们可以做的也许只能是在解释现实时对不同理论进行综合运用。这种综合解释模式本身所需要的不是一种万能的理论,而是多种精到的理论。在这种解释中,每一种理论都是有用的工具。把不同的理论工具组合起来,就可以求得对现实问题的比较全面的理解。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