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

作者旨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造成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五种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经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些生存压力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堪忧,在重要的物质利益和国家的自主性两项指标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作者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宋朝和波兰为例,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吗?

本文深入地分析了“Power”的两种含义及其在现实主义经典国际政治学著作中的具体应用。国家利益必须由国家力量的大小来界定 ;国际结构必须由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来界定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是不断增强的力量 ,并非国际体系中的统治。把现实主义误解为统治国际体系、不讲道德的权力政治理论 ,并没有把握现实主义的真正本质。这样一种误解给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评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制衡"战略--兼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理解“离岸制衡”战略对于全面把握进攻性现实主义至关重要,文章试图分析该战略的内涵、理论推导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与政策导向之间的关系,以此判断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是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的代言人。     

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具有八十余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名家辈出 ,而米尔斯海默则是这一流派非同凡响的一位“新”大家。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即重实力的一面十分契合 ,因此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思想上的“知己” ,尽管米氏并不赞成美国现政府的对外政策 ,特别在伊拉克问题上可见一斑。但是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在逻辑上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两相暗合 ,二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深思。     

近三十年国内关于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伯恩施坦的研究日益增多。大多数学者围绕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崩溃论”的认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和“最终目的与运动”的“修正主义公式”这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其中，在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问题上的争论尤为激烈。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客观地了解伯恩施坦的思想体系，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形成及其启示

毛泽东提出反对修正主艾问题开始于苏共二十大之后，从批判国际修正主义出发，促使毛泽东思考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等。可以说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分析毛泽东晚年“反修防修”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     

对外贸易壁垒调查：一个新的视角

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是一种国内行政程序性质的单边贸易救济措施，与“二反一保”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属于“出口救济”措施，具有较强的“进攻性”；而后者属于“进口救济”，具有鲜明的“防御性”[编者按]     

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

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权力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权利则更多地强调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在政治领域,总是权力与权利并存,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因此,政治学的研究始终不能脱离这两个基本内容。权力政治在国际政治学中成为现实主义的话语神话。现实主义的研究起点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丛林法则统治的霍布斯自然状态。在极端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际社会的概念并不存在,保障权利的社会性制度安排也是不存在的,惟有权力才是最高的主宰。因此,权力命题也就成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一战之后国际联盟的失败和E .H .卡…     

试析伯恩施坦的“新唯物主义”

伯恩施坦通过批判改造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修正主义理论体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新唯物主义"论,这种改造过的唯物主义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天壤之别。本文将从具体理论入手,分析伯恩施坦的这种"新唯物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与苏长和博士商榷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形式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内是有政府状态的 ,而国际社会则缺乏最高权威 ,处于无政府状态。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 ,以国际关系术语讲主要是安全与权力。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及其争论首要的即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认为只有争取权力 (强权 )才能追求到安全 (和平 )的是经典现实主义 (以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争强权 ,求和平》为代表 ) ,认为各国权力必须受制于集体安全与国际道德的是理想主义 (威尔逊“十四点计划”) ,及至集体安全 (世…     

制度与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与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最大亮点是它的合作理论。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合作是困难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认为合作是普遍的。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跟新现实主义一样,也认为权力分配是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还同时强调国际制度是体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塑造”国家间互动的特性。正是国际制度的存在使合作成为可能。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存在三种形式的合作:巧合性合作(和谐) ,即合作由理性国家的独立行为形成,不管其他国家是否与之合作;强制性合作,即强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并迫使其他国家与之合作;相互调节(或协调性)的合作,即行为者…     

最强大的对手为什么往往从企业内部产生？

在一些企业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赫鲁晓夫”现象：就像一个政治体系内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企业未来最强大的对手，往往也是从企业内部产生。卧榻之侧的沉睡者，已变成了斑斓猛虎。     

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内涵特点的再认识

当伯恩施坦用修正主义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时,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有力回击。重新剖析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内涵,发现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实际上集极端性和折衷性于一身,是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进而竭力为资本主义辩护。因此,只有坚持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更将会导致国家战略行为的变化,这是国家为了安全利益而必然采取的“自助行为”。新的战略选择可以包括“制衡”、“搭便车”、“推诿”或者变成更为紧密的“合伙人”。通过考察和分析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对权力变更采取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并非对权力变更后的“威胁”知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日关系“复杂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而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导致了中日关系中“权力因素”与“认同因素”的恶化,也为日本政治精英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崛起”提供了条件。     

用“税收契约论”代替“国家分配论”—税收理论亟待创新

我国税收理论一直没有走出“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再加上把国家或政府当作抽象概念存在，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真实的一面就被遮掩起来。纳税被看成单方面的无偿行为，即产生了在“国家分配论”下的税收三性—“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从而，政府的强制征税权力和运用公共财政权力被过分重视，     

社会心理、错误知觉与美国安全观的转变及实践——以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例

“安全”在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下总是附属于近乎先验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和“权力”等范畴。以往个人对于安全的认知往往被忽视,但是在导入社会心理学和决策分析之后,心理学在安全领域可以获得恰当的表达空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九一一事件后发生了显著的转型,用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和霸权理论并不能给这一转型勾勒出完整的解释框架。相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社会心理重大转折的影响。安全认知的转折既给安全战略的转型提供了民意基础,又限定了决策者的决策空间。而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除了民意之外,决策者又受到了或者是有意利用了一系列错误知觉的作用。     

理论改良还是理论缺口——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中美地缘竞争的分析

肯尼思·华尔兹创建的新现实主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突破,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则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成为新现实主义主要命题的捍卫者。米氏对新现实主义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其核心是地缘因素,包括三个子因素:地面力量的首要性;海洋对国家军力投射的阻碍;国家共享边界对战略选择的影响。透过这些更新,米氏进一步论证了陆权大国的进攻性倾向和海权大国保持离岸平衡手的合理性。作者以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中国在东北亚和中亚的地缘竞争为案例,探讨新现实主义原型和米尔斯海默修正的有效性。其结论是:(1)地缘因素与单位层次的其他因素直接有关,应被视为单位层次的变量;(2)米氏新增的地缘因素恐陷入华尔兹所极力避免的化约理论,使新现实主义的简约优势受到折损;(3)米氏理论更新的有用性,有可能显示新现实主义基本假定内部的重要缺口,而将成为未来理论再调整的契机。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说明了什么?

战后以来日本相继掀起3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反映了日本当局的战争观和历史观。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学术界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出现，社会保守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情结膨胀，更促成教科书的“改恶”趋势。     

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

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权力政治论和悲观性的哲学态度方面保持着相对统一,但其内部也在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如何克服安全困境、如何把握权力概念的绝对与相对内涵、如何理解国家的动机与目标、如何看待权力和安全与国家战略行为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层次区分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现实主义也面临外部的尖锐批评,被指责过分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论,忽视变迁、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等等。争鸣和批判以及对它的回应和求变推动现实主义不断进化,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