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     

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生产要素流动与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效率,培育促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对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分别解析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显著促进了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且对出口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促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的中介效应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流动、劳动力要素流动、技术要素流动等途径来实现,且各生产要素流动在传导路径中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     

进口产品种类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双重差分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系统考察了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U形关系,即未达到门槛值以前,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当进口产品种类达到门槛值以后,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进口产品种类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机制检验表明通过企业成本加成和研发创新效应,进口产品种类显著影响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因此,为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获得更多国际贸易利得,企业应不断增加进口产品种类;政府则应针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采取差异化的进口策略。     

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采用2001—2015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研究同时显示,产业智能化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负面影响,且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最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不利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培育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举措。     

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内价值链建设的视角

本文运用决策树分析方法,从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出发,基于2012年沿海地区509家出口企业的调研数据,研究了中国外向型企业在要素成本上扬和外需疲软的双重压力下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转型升级是外向型企业更具持续性的长期的路径选择;而构建国内价值链,建设自主创新、高端制造和市场拓展等关键能力,积累资金、人力资本等关键资源对转型升级进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国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企业转型升级、重塑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新定位的现实出路.     

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究竟有多大——基于附加值贸易的估算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附加值来刻画出口品内含的新增价值,从而更本质地揭示一国出口的真实贸易利益。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1)伴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贸易内含的国内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下降趋势,但总量却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数量巨大可观,出口贸易的总量经济效应十分显著;(2)从分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出口贸易利益来源结构进而所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3)服务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所做贡献极其有限。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推动附加值贸易高速增长,进而实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产学研合作与价值链低端困境破解——基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视角

文章将表征科技创新转化体系的产学研合作与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与国内中间品的附加值效率上升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来破解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困境.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受到产学研合作的显著影响,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所有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表明,产学研合作显著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专利类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立法管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数据研究了环境立法管制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立法管制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分析证明:一方面,加强环境立法管制的"成本效应"促使直接受约束的企业寻找其他可替代要素。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对污染型资源的依赖程度。"创新效应"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这两种效应均影响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另一方面,环境立法管制提高了本国企业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生产率下界,使间接受约束的企业改变定价策略,进而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表明,地区严格的执法力度有助于扩大环境立法管制对污染型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挤压还是促进?——内需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文章结合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研究范式,考察了国内需求对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中大部分产业的国内需求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于不同行业来说,出口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异,超过半数的产业内需对出口的影响已经超过劳动力禀赋的影响,并且贸易自由化会放大内需对出口的影响。我国未来出口将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以使扩大内需与稳定出口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获取贸易收益。     

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考虑国内价值链,首次构建一国内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并据此框架进行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出口价值来源中,本地增加值份额最高,回流增加值份额最低,国内垂直专业化份额和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居中;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地增加值份额及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分别呈很强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2)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各省出口差距明显缩小;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产业往往也更有优势为其他省份提供出口增加值;中国出口的低本地增加值率主要源于沿海省份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之比较低。(3)以增加值出口和以总值出口衡量的显性比较优势呈现差异,对于许多省份-产业而言,比较优势甚至发生了逆转;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要低于以总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

在当今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国生产的出口产品大量使用国外中间投入品,出口产品中内含技术不一定都来自本国,科学衡量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和结构需要基于生产工序的数据。本文构建了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并利用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1)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中国整体和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2)从各行业技术含量相对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几乎锁定在世界最低端,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构成技术威胁。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贸易附加值

本文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方式选择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估计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尽管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降低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但它同时也通过促进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参与显著地提高了行业总体的贸易附加值率,并且正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出口附加值率提高并行不悖,这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澳大利亚取消生产要素进口关税将有利于中国有关产品的出口

据《澳洲人报》报道，澳政府近期公布的2005～2006财年预算中，决定取消生产要素3％的进口关税。这一决定得到了澳电子产品生产商的欢迎，对澳电子产品生产商而言，它将意味着可以从中国进口更加便宜的零部件。     

体育产业生产要素及要素禀赋评价的基本理论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综述、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体育产业生产要素及要素禀赋评价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理论对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指导作用为探讨我国及我国各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与体育产业发展相关的生产要素主要有: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人文资源、人力、技术资源、信息资源、资本资源、制度供给等。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对要素禀赋进行评价应该包括种类评价、数量评价、质量评价、结构评价等,同时还应该关注要素资源的连带性,把具体要素资源形态放在一个大的资源环境中,从总体上去进行考察。     

出口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企业层面数据,实证检验出口对高技术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高技术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出口学习效应,但随时间而递减。此外,还考察企业所有制、补贴强度、中间投入强度、研发强度,以及出口强度等对高技术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