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财政资源集中与预算偏离

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常常伴随着突破财政预算约束的冲动.当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控制和集中程度提高时,地方经济发展和突破预算约束的两方面冲动也随之增强,其重要表现就是财政支出预算偏离程度扩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进行的撤县设区改革,在优化了政府间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强化了地级市政府对辖区内财政资源的集中程度,由此会对地方财政预算偏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财政资源集中对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发现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透明度的增加有利于抑制支出预算偏离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阐明地方财政体制变动对地方预算行为的影响,也有助于阐明推进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建设、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意义.     

迈向“无县时代”？——当代中国撤县设区的实践总结及反思

作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在众多城市被广泛应用,引发“无县时代”之问。本文从“何为”“何以”“何往”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撤县设区。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设区的时空演变情况,判断撤县设区进入总体收缩阶段,仍以经济性因素为主,区域集聚性持续增强,并由沿海向内陆,由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城市转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撤县设区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基于法学分析视角,撤县设区实质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与互动的宪法制度,理应回归法治之路,遵循宪法确立的规范、原则与精神,顺应撤县设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整体而言,撤县设区不会导致县制的消失,未来需通过制定行政区划法,构建行政区划法治保障体系。     

区域一体化政策能促进企业垂直分工吗?--来自撤县设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畅通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在地区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境下,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否缓解市场分割,推动分工深化成为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或人口角度考察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经济后果,基于企业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微观企业入手,考察了撤县设区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所在原县域公司的垂直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通过扩大企业可达的市场范围以及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起到对企业垂直分工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垂直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原县级政府对企业干预力度更强时更加显著。同时,撤县设区带来的企业垂直分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提高经济效率。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撤县设区、土地制度与城投债扩张

基于2010—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土地要素的视角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城投债发行,撤县设区的城市城投债发行金额上涨了30%～34%,发行概率上升了56%;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是通过增加招拍挂土地出让收入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只对当年未发生官员变更、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之前的样本城投债发行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应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制度建设,调整央地财税关系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配置和空间布局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撤县(市)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调配和空间重组带来的明显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杭州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讨这一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变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新老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现已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等级扩散,且在新设区内已初步呈现集聚点。基于领域重构理论,城市规划修编、地方自主权变化及辖区功能转变等均会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产生影响,且这一机制在重点分析了撤县(市)设区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后,更是为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变化时的作用效力提供解释。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撤县设区这一区划调整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通过采集1995—2006年间所有的撤县设区样本,将撤县设区区分为主动适应型与被动调整型两大类,就能够较好地展现过去一段时间撤县设区现象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主动适应型的撤县设区较好地顺应了市场机制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更有可能与城市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被动调整的撤县设区则由于通常并没有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会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     

发展竞争中的利益协同：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及市区关系研究

撤县(市)设区是我国市辖区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市区关系发展变迁的核心因素。通过梳理我国撤县(市)设区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其本质是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地区竞争与利益协同的动态调适。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治理资源、财税权限和发展结构方面竞争与协同互动的结果。在此发生逻辑的作用下,撤县(市)设区后市区关系呈现为完全协同、有限协同、利益间隔、利益相斥四种形态,构成我国市区关系的现实图景。基于此,我国撤县(市)设区及市区关系发展还需合理的反思与展望,要平衡“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制定多维度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规避“工具化”导向,保障撤县(市)设区基础功能的充分发挥。     

从番禺的历史和现状看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广州市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在回答记者问时证实,广州市正就撤县级市设区一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指出广州将大力推进这项工作,这一消息披露后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注意。为了更好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化,我刊开设了《城市管理论坛》这一栏目,并在上一期刊登了《关于广州市撤县设区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本期我刊将续登两篇这方面的文章,希望通过这一工作对广州市未来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关于广州市撤县设区若干问题的思考

最近在广州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广州市就撤县级市设区问题正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指出广州将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广州这一改革构想,是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本文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个角度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撤县设区”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外生冲击,使用PSM-多时点DID和夏普利值分解法验证了两个效应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定量分解,明晰了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作用机制,扩展了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减少时,收入的变动将直接导致财政科技支出预算金额下降（收入效应）,且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民生支出会对财政科技支出预算产生替代,造成财政科技支出预算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下降（替代效应）;进一步地,替代效应在研究期间内随时间下降,且在经济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发挥主导作用,收入效应与之相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将稳增长和保民生作为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落脚点是保障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重要基础。     

试论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现象——以永康市芝英镇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为例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出于配合加速城市化战略的需要,因而多以增设市、镇建制(如撤县设市、撤(并)乡(镇)设镇),以及撤县(市)设区、撤乡(镇)设街道等形式出现.但近年来,个别地区也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即将已经撤并的县、市、区或镇、乡、街道重新分立,或将已经改设为街道的地区重新恢复为镇的建制.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从2001年改设街道又至2009年重新恢复为镇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就是一个乡镇层面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的典型案例.文章以永康市"2008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调研论证的过程为例,详细论述了芝英地区设街道以来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改"街"为"镇"的原因,阐明了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对行政区划的"逆向调整"现象出现的原因、"逆向调整"中所需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     

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效果分析

"撤点并校"自2001年起开始实施,尽管各地具体开展的时间不尽相同,但是均已完成学校的撤并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政策效果逐渐显现.笔者通过列举政策所取得的效益性和负效益性,权衡"撤点并校"的政策效果,并简要阐述对"撤点并校"政策的反思.     

基于空间场能的江苏省行政区划变迁与优化策略

基于城市能级指数、空间场能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93—2013年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变迁。结果表明:1993—2013年,城市总量持续减少,地级市有所增加,县级市数量先增后减,县的数量则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市辖区数量则逐年递增;1993—2003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县设区为主,2003—2013年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市设区为主;江苏省城市空间场能变化较大,经历了前期的"极核化"和后期的"分散化"两个阶段;江苏省行政区划问题突出集中在南京—镇江(句容)、常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宜兴)、泰州—扬州区域。     

撤点并校:整合教育资源还是减少教育投入?——基于1996—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撤点并校的行为动机受到诸多质疑。本文从政府财政支出中地方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所占比重的角度,利用1996—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 and Kraay(1998)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撤点并校在实施过程中受地方政府自利性影响,小学撤并伴随地方普通小学教育经费所占财政比重的显著下降,地方政府借撤点并校之机挤占并压缩了教育财政所占比例。本文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实施教育财政适当集权。     

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运用LandsatTM/ETM影像和Arcgis软件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城市用地增长的数量变化、时空格局以及扩展模式等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使番禺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扩展迅速;1992年番禺"撤县设市"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总量持续增加,城市扩展模式以自组织特征为主,主要增长区域是中心城区和经济发达的中心镇;2000年"撤市设区"和2005年辖区范围调整后,广州市政府和新的城市规划成为促使番禺城市空间扩展从自组织向他组织转变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增长结构表现出以广州大学城为代表的城市"植入体"增长带动为主的特征。总体上,行政区划调整适应番禺城市发展和促进城市空间扩展,城市增长模式和管理制度仍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