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货物控制权制度发展现状及其整合

当今各国国内法中对控制权的规定存在差异和不规范,现有海事方面的国际公约又无明确的控制权的规定,实践中极易造成混乱.在国际货物运输法层面尤其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层面确立完善的控制权制度、整合该系统、弥补现存漏洞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控制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新的有益成果不仅可为世界海运制度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做出贡献,同时也为海上货物运输更好的促进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本文对控制权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整合进行探讨.首先,从国内法和国际公约两方面分析当前货物运输领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控制权制度的现状;其次,阐明整合控制权制度的意义及其总体思路;最后,认为在国内法层面,各国应在运输法中全面规定控制权制度并与现有法律进行协调.     

FCR剖析

在国际贸易中,FCR既不是运输合同,也不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一旦据此交付货物,卖方就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权,因此接受FCR意味着卖方风险加大。日常业务中,我们偶尔会见到信用证单据条款中没有出现提单、空运单或者多式运输单据等常见的运输单据,而是要求Cargo Receipt(以下简称C/R)或者Forwarder’s Cargo Receipt(以下简称FCR)。通常,C/R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一份收货人出具的普通货物收据;而FCR相对复杂,格式与提单等运输单据非常相似,有的甚至还显示     

浅论港口经营人的海运履约方地位

《鹿特丹规则》中的“海运履约方”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港口经营人作为履行货物运输合同的独立合同人的地位和责任问题,将其统一纳入“海运履约方”的范畴,使其享有与承运人相同的抗辩和责任限制权利,这样既无需为港口经营人单独立法又有利于国际货物运输法律体系的完善。     

浅析《鹿特丹规则》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影响

2008年12月11日,联合国第63届大会第6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贸发会提交的《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由于该公约在鹿特丹举行签字仪式,因此简称为《鹿特丹规则》。如果《鹿特丹规则》获得主要航运国家的认可并使之生效,将预示着国际货物运输的国际立法,结束“海牙时代”,开启新的“鹿特丹时代”。《鹿特丹规则》废除了《海牙规则》中的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制度,扩大了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大幅度的提高了承运人的赔偿限额,这些都将对海上保险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详细比较《鹿特丹规则》与《海牙规则》的重大差异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鹿特丹规则》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影响。     

关于航次租船合同的相关问题研究

长久以来,航次租船合同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在理论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然而,在海事审判工作中,仍然有不少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以航次租船合同并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为由,试图抗辩与免除自己的责任。本文试从航次租船合同的基本性质出发,将分析航次租船合同与传统租船合同的区别,以明确航次租船合同在整个《海商法》体系中的地位。     

预约合同分析

预约合同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我国的立法中却缺少相关的规定,使得预约纠纷的解决缺少明确的规范。本文从预约的概念、预约的构成要件、预约的法律效力、预约的违约责任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预约纠纷的解决和未来预约立法有所助益。     

政府合同管理的基本逻辑

政府合同管理立法方兴未艾,不少地方政府使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政府合同管理活动加以调整。作为一个规范概念而非学理概念,政府合同同时包括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以及一般学理意义上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之所以要对不具有同质性的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统一管理,乃是出于回应行政任务的需求,同时也标志着行政机关开始具有监管者、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政府合同管理主要体现为内部行政活动,但仍然要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在政府合同管理过程中,需兼顾管理活动的合法性与作为管理对象的政府合同的合法性,并同时受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的羁束。     

风险投资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配

本文将企业家的自有资本引入到融资合同模型中,分析风险投资公司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研究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配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得出了企业家与风险投资者因讨价还价形成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三个取值区间。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的自有资本越多,以及投资项目价值和企业家能力的估计越高,则风险投资者要求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就越少;在风险投资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一致的。     

关于融资租赁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代租赁业标志的融资租赁蓬勃发展。鉴于融资租赁合同的多务、不可撤消、诺成性等特点,国家应完善融资租赁立法,解决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法律规定模糊、操作性不强的现状。本文拟对融资租赁概念的界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及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规则等问题作一探讨。     

关于融资租赁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代租赁业标志的融资租赁蓬勃发展.鉴于融资租赁合同的多务、不可撤消、诺成性等特点,国家应完善融资租赁立法,解决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法律规定模糊、操作性不强的现状.本文拟对融资租赁概念的界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及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规则等问题作一探讨.     

“大意”失货权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出口企业应严格按照海上货物运输的各项法律规定控制好各个环节,切不可因一时之便为日后维权埋下隐患。无单放货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项下引发纠纷的最常见的原因,因其往往涉及国际贸易与海运两个领域而尤为引人注意。如果作为货权主体的托运人因承运人无单放货这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而遭致贸易合同买方收到货物后不予支付货款的损失,托运人有权依据合同纠纷主张承运人赔偿损失,也有权依据贸易合同要求买方支付货款。     

《鹿特丹规则》对传统运输单证制度的挑战

通过分析《鹿特丹规则》规定的运输单证制度、电子运输记录制度,并与现行的三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国际上有关提单的立法和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比较,总结《鹿特丹规则》改变了现行国际公约对于运输单证适用的单一性;提供了电子提单的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向传统提单制度提出了挑战,以应对电子商务及多式联运发展的需要,提出我国《海商法》有关运输单证规定的修改建议。     

浅谈根本违约制度

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而来的一项合同法律制度,在现代各国的合同法中有重大的影响。本文对根本违约制度的概念、构成及界定标准及其法律效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介绍了根本违约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国际法现行立法中的运用,且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对其在我国的司法适用进行了分析。     

论国有上市银行的控制权问题

在现代企业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中,剩余控制权太抽象,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在此引入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控制权概念。控制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实际控制权和名义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却不能。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控制权问题、尤其是实际控制权问题可以说是影响其经营管理活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国有上市银行当然属于现代企业,在此分别从控股股东、董事会、高级经理层这样三个现代企业核心层面上对我国国有上市银行的控制权问题、尤其是实际控制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得出了我国国有上市银行的控制权形式上是分散的、实际上却是向高级经理层集中的基本结论。     

欧盟的合同能源管理法律制度和政策介绍

20世纪70年代,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节能投资机制——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简称EPC)。作为一种新的机制,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规制显得很有必要。各国针对合同能源管理机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立法。本文着重介绍欧盟合同能源管理立法方面的现状,希望可以对于我国未来合同能源方面的立法予以启迪。     

浅淡根本违约制度

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而来的一项合同法律制度,在现代各国的合同法中有重大的影响.本文对根本违约制度的概念、构成及界定标准及其法律效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介绍了根本违约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国际法现行立法中的运用,且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对其在我国的司法适用进行了分析.     

总量合同向合同自由原则的回归

《鹿特丹规则》中关于总量合同的规定打破了自美国《1983年哈特法》以来形成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强制性适用的原则,突破强制性承运人责任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回归合同自由。其相关内容的制定适应国际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变化,有助于促进交易、提高交易效率。本文首先介绍了总量合同的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中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变化,对《鹿特丹规则》创设的批量合同的法律规则进行分析,最后探讨其对我国班轮业的影响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论国有上市银行的控制权问题

在现代企业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中,剩余控制权太抽象,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在此引入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控制权概念.控制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实际控制权和名义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却不能.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控制权问题、尤其是实际控制权问题可以说是影响其经营管理活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国有上市银行当然属于现代企业,在此分别从控股股东、董事会、高级经理层这样三个理代企业核心层面上对我国国有上市银行的控制权问题、尤其是实际控制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得出了我国国有上市银行的控制权形式上是分散的、实际上却是向高级经理层集中的基本结论.     

我国《民法典（草案）》中附随义务体系之重构——以中、德附随义务学说溯源为视角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面临如何解释及定位附随义务的问题。基于现有立法与审判实践不一致的问题,急待厘清该义务与给付义务、债务人过错及合同外行为义务间的关系。有学者呼吁采纳德国保护义务理论,但须深入理解中、德对应学说的联系与区别。德国法上的附随义务理论脱胎于积极违约,成熟于保护义务理论,出现了义务独立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和责任性质法定化的倾向。而中国法上的附随义务为域外学说与本国立法的结合产物,存在学说概念与立法文义背离,过错原则难以统一及缔约与履约阶段责任割裂等问题。我国不妨在解释论层面抛弃附随义务概念,代以广义的未约定义务,从而构建更宽泛的契约义务,避免一刀切的归责原则以及减少契约与侵权间的二元对立。     

关于我国在旅游合同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

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保障和促进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旅游合同立法的重要意义。传统观点认为,违约之诉并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本文通过研究各国的法律现状及其在实践中的做法,认为各国在因违反旅游合同而引起的旅游纠纷中已经尝试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运用。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实践,认为在旅游合同这类特殊性质的合同违约中,可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加强对旅游者的保护。这就需要我国不断完善有关旅游合同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