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农民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以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为例

造成落后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社会因素。单一的财政扶贫政策难以使农村落后地区脱贫,要消除贫困必须深入分析农村贫困的成因。基于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剖析了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了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的影响机理,提出了缓解、消除农村贫困的具体对策。     

中国城镇贫困的福利经济学思考

文章概述了我国城镇贫困的特征,同时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界定城镇贫困和分析其成因,认为城镇贫困是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不够健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贫困的若干对策.     

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

区分和判定贫困类型 ,是制定反贫困策略的前提。贫困问题的错综复杂性 ,可从贫困定义的系统分类中得到证明。从层次角度分析、研究贫困的外延问题 ,按照传统的分类法 ,可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类型 ;按照 2 0世纪 90年代新发展的外延理论 ,可将贫困划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 ,即“维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或绝对性贫穷、基本性贫穷和相对性贫穷。正确判断转型期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类型 ,对于中国的反贫困理论和反贫困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中国居民绝对与相对贫困的综合测度:1989—2015

为回答我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引入贫困综合测度方法,结合绝对贫困线与混合贫困线,测算了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进FGT指数,以考察中国居民综合贫困变动趋势。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削减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缓解相对贫困的形势依然严峻,从而综合贫困降幅逐渐减缓。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城镇和农村的综合贫困已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农村综合贫困下降有所停滞;各地区综合贫困均已大幅下降,但东西部地区综合贫困有所“反弹”。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相对贫困成分在综合贫困中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此本文认为,应将收入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综合考虑,通过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贫困线动态调整机制,以不断提高贫困测度的精度,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历程、经验与展望

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比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建党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消除农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久久为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消除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绝对贫困到解决农民生活资料绝对贫困,中国实现了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伟大目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农村反贫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总结提炼其中的理论结晶、治理方略和宝贵经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贫困问题对比研究——以广州市和兰州市为例

不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贫困居民在收入、消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与平均水平的明显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城市贫困居民入不敷出的经济窘境较之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相对贫困也表现得更为严重,城市主观贫困线和实际救助线也越高.     

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

本文认为,用单一的收入标准来了解贫困会低估个体真实的贫困状况,很难全面反映个体贫困的复杂性、脆弱性和持久性。本文基于Sen的能力方法,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利用模糊集方法测度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结论显示,相对于收入贫困,个体的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险等贫困状况更为严重;多维贫困关于测度方法、权重较敏感,等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被其它方法与权重下的多维贫困严格占优,而在Betti＆Verma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中,则住房、卫生设施和健康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更大;多维贫困在西部、农村及女性中依然更严重。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制度成因

城市失业职工和农民工是我国当前城市贫困人口的两大主体,考察其致贫的制度根源,前者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后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贫困问题无疑包含着更为多维的内涵,制度的缺失使之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民贫困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从宏观角度考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广东省为例,采用2005～2007年的各县(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合作医疗对各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有显著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完善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有效地减轻农村贫困.     

贫困循环的表现、成因与治理

我国现阶段的贫困循环主要源于观念滞后、投资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和自然环境恶劣。要走出贫困循环,就必须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加大对贫困者救助。     

产业组织范式的演进:从竞争垄断到竞争合作

产业组织竞争合作范式的生成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交互发生作用的结果。分工与专业化是孕育竞争合作范式的主要内生变量,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则是竞争合作范式生成的两大外生变量。我国企业应深刻认识现代产业组织范式的演化趋势,一方面要加强产业分工协作,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并加强同跨国公司的合作,真正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贫困的经济学辨析与中国之治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当代中国正经历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转变。相对贫困的动态性、隐蔽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的视角,阐释相对贫困现象、辨析相对贫困概念、探究相对贫困标准,进而提出"后扶贫时代"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科学设定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建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思路,以期从学理层面建构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图景。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中国转型期的城市贫困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贫困人口一直是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对象之一,因而贫困问题的恶化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社会福利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又引起了新的贫困。中国近年来城市中的贫困现象是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同时发生的,具有其自身明显的转型期或过渡期贫困的特点,主要是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由经济体制、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等各种因素所致。因此,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缓解贫困;循序渐进,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逐步实现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使国家、家庭、企业、社区和志愿机构等都成为社会福利的供给者;同时,加大教育和就业培训力度,建立以工作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加快社会福利的法制化进程,维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     

城市贫困的非制度因素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城乡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本文选择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的昆山市作为例子,从非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城市贫困的非制度因素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城乡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本文选择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的昆山市作为例子，从非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经济增长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分析——以新疆农村为例

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运用1988～2010年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研究新疆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变动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是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减缓农村贫困的主要途径。因此,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