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粮征派将朝廷、州县官府、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漕粮征收的顺利完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然而驱动各社会力量形成互动的不仅仅是漕粮征派这一形式,还有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漕运中众多重大社会事件无不由此而生。抗粮事件不仅是征漕各方矛盾爆发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利益关系中本质问题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中心的考察,揭示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及他们之间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变化。     

清代漕粮的“民折官办”——兼论清代政策变通的特点

"民折官办"是清政府针对漕粮征派的一种政策变通。清代征漕"例不改折",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清政府在一些特殊地方实行"民间折征,官为采办",并渐次推广;康熙时施行于河南,乾隆时推行到南方州县。然而清代政策变通具有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的特点,因此"民折官办"的实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不变旧制、朝廷利益至重的前提下,原额不可变,本色上纳不可废,故此变通所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成效十分有限。又因变通的目的在于完额,中央和地方均寻求简单可行的办法,故难免出现脱离实际等状况。最终在漕粮征派需要彻底改革时,"民折官办"未能成为改革的有效借鉴。"民折官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及变通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

漕运是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十分兴盛。相关学者就各朝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的社会职能、实际运转、管理系统、运输人员、漕弊、漕讼与减漕运动、漕运中的商业活动,以及漕粮河运和海运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

作为"天庾正供",清代漕粮例不它用。然而自康、雍之后,清代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漕粮截拨,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由此漕粮除了运至京、通各仓供朝廷消费之外,日益用于他途,用于社会,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粜,漕粮截拨成为了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政府有效地利用了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在漕运这项经济活动中,一定程度地达成其制衡社会的政治目的,以缓和、调解漕运这一国家事务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     

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

清代漕粮征运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严密的制度保障、强烈的指令性以及高成本等特性,这些特性对于地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清政府通过实施蠲、缓、改折等措施,对于制度进行调整,以舒缓民力,然而调整以不改变漕运"天庾正供"这一实质为前提,有限的调整根本没有触及本质问题。清代漕运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一,作为国家事务的特殊属性,其二,在制度范围内,存在多重利益关系,在漕运事务的运行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追逐利益中制造出一系列矛盾和弊端,并逐渐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地方社会秩序由此受到深远的影响。     

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

都一处创建于清乾隆三年，起初是山西人工瑞福开设的一家小酒店——王记洒铺。清乾隆十七年，因皇帝来此小酌，并亲笔御赐“都一处”蝠头匾，使都一处名声远扬。乾隆走过的甬路电因长年不扫而成“土龙”，征清代被列为北京城的古迹之一，与永外“燕墩”齐名。     

增值税“免、抵、退”计算思路探点

“免、抵、退”是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自产货物实行的增值税退税计算方法，该方法逻辑性强，涉及概念多，不易理解。对“免、抵、退”的计算思路进行推导和解析，以供商榷。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

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27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始创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凭借“诚信协和，有德乃昌”的理念，成为百年来京城有口皆碑的熟肉制品典范企业。天福号的酱肘子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获赐进宫腰牌，在京城享有“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     

乾隆惠商政策及商人社会活动

乾隆处于康雍乾盛世的后期，在农商总体政策上，重农并不押商而是惠商，但志商以不妨碍“本业”为限，惠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乾隆时期商人在惠商政策感召下，商业活动频繁，商人十分活跃，处处可见商人活动的踪迹。官商互为依存关系也十分密切，作为乾隆时重要活动的盐务、军需、赈济、河工，以至乾隆南退的参加承差、迎送、修行宫都让商人参与，商人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乾隆时官商关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乾隆对商人的剥削，是盘剥后的一点可怜的慰抚。     

略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历史地位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历来被史家津津乐道,称颂之为“康雍乾盛世”。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康熙中后期(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 1683──1722年)为“盛世”的起步和奠基期;雍正和乾隆的前中期则是它的继续发展和颠峰期,乾隆后期(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以后),盛世已陷入停滞、并渐露衰微的迹象。本文力图论述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年)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点。     

都一处

都一处，创业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开始叫“王记酒铺”，是山西人王瑞福创办的。 都一处牌匾的来历，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据说是在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时，乾隆皇帝下通州私访回京进永定门来到前门一带，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天色已经很晚，     

天福号：传承·突破·发展

一、追溯天福号 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27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始创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凭借“诚信协和,有德乃昌”的理念,成为百年来京城有口皆碑的熟肉制品典范企业。     

清代四川的印书业

(一)四大刻书帮 清代四川刻字印书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四大帮口. 成都帮 又称省帮,是四川刻字印书业恢复发展最早的帮口。早在康熙时就已有两仪堂翻刻的《第七才子书》六卷。由此亦可知两仪堂是清初成都最早出现的刻书坊。乾隆间,有严文古者又在成都指挥街开设了“文古斋”。后来,他的徒弟还在成都卧龙桥开设了“兴顺斋”。乾隆中叶,一批江西刻字工人来到成都开发刻书铺。其中有叫周舒腾者在学道街开设了“尚友堂”。这些江西人多以“经”、“元”为自己的店铺命名,如“肇经堂”、“玉元堂”等,人们逐渐习惯称之为“经元八大家”。在成都学院街开业的“文星斋”。早在乾隆     

(连载之三)财神爷赵公明传奇

3、无度不丈夫 因为赵公明在深信“将本求利,天经地义”的同时,一直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主张“义中求利”,始终把道德、信誉放在首位,所以又有“生意三件宝,人缘、门面、信誉好”、“上回当学回乖,再上当客不来”和“一分利钱吃饱饭,二分利钱饿死人”之说。至于“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则是“度、量、衡”全部创造出来以后的事了。     

连云港合资铸件厂产品进入日本市场

<正> 为吸引外资,国家给予“三资”企业很多优惠,如对“三资”企业实行“二免三减”的税收政策,职工的工资可以上浮20～50%,不征奖金税等。再加上“三资”企业享有直接对外经营权,厂里收回的是现汇,外贸部门只收取代理费,使合资厂的经济效益相对高于老厂。原是同一厂的工人分在合资厂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老厂职工。仍在老     

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骤降原因初探

漕运史在我国史学界是一个长期受到冷落的研究领域,其中漕粮数量的变动这一问题更是很少有人问津。实际上,漕粮作为封建政府的一项特殊形式的赋税,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数量的消长,往往关系到某一王朝的盛衰。探讨历史上漕粮数量变动的问题,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的历史研究的范围,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总状况的认识。本文拟从考察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变动的原因入手,在这方面作一粗浅的尝试。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看鄞州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及相应对策的思考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对所有住户进行了人口数量、性别、结构、分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情况的普查.根据“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和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及趋势,如何更好地提升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满足老年人口对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利用宁波市鄞州区“六普”资料数据,研究鄞州区老龄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构、高龄人口比例等情况,分析鄞州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老龄化趋势,旨在进一步对老龄化问题作针对性的探讨与思考,供读者参考.     

宋代免行役钱论析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城市中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形成了坊市合一的近代型城市结构。与此相适应,工商业组织——行会的作用大大增强。宋代的行会不仅是构通商品流通的基本组织,而且承担着向官府供纳物品、提供工役等责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北宋中叶王安石创立的免行役钱(也叫“免行钱”),是当时争议最多、斗争最烈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变法虽是我国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关于免行役钱却几乎完全被忽视;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门研究,但又极少涉及免行役钱与行会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本文将从行会的内部结构入手,对免行役钱再作研讨,以求对免行役钱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切的评价。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国外知名企业的管理绝活

现代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而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管理和技术这两个轮子。在国外,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工业现代化是“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众多的企业通过改进管理,创新求实,提高效能,成为世界知名企业。本文撷取国外一些知名企业独创的管理绝活,以供国内广大企业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