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文从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发的理论入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共同组成;企业所有权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国家特定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

本刊讯8月30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国境内投资者的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分布、综合统计数据六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5%。截至2011年底,中国超过1.3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4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天津市跨国公司对外FDI动机——典型案例分析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发展速度和规模增长很快的国家,这种对外投资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一些共性,但同时又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天津市作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其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某些地区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企业层面研究天津市的对外投资的动机,力图给更多正在或准备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借鉴.     

商务部发布2013版对外投资合作指南

正本刊讯2013年12月19日,商务部在北京发布了《2013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指南》覆盖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亚洲地区(27个)、西亚非洲地区(60个),美洲大洋洲地区(31个)和欧洲地区(47个)。这165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绝大部分业务,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接工程承包项目、对外提供劳务服务的主要市场。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在上述165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96.3%,非金融     

中国企业FDI在希腊经济复苏中的机遇与风险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2011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262亿美元,较2010年上半年增长17%;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3172.1亿美元,《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成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从"引进为主"向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重的重要转变。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实现中国产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平稳增长,模式不断创新。企业作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载体,其投资质量、投资效益及国际化经营水平逐年提升。文章利用亚太企业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数据,在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演化的时空格局及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利用Logit及Probit回归模型检验包括企业生产率、所处地区、所属行业等属性在内的企业异质性因素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除传统理论提出的生产率外,企业的出口经验、创新研发水平等因素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同样起重要作用。②公司是否上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融资筹资手段更加多元化,股权融资并未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③东部地区企业所有制结构作用不显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受生产率和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但中西部地区中,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结构作用较为显著。同时,行业特性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带来差异化特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和对外并购投资行业分布的对比分析

自2004年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然而,由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缺失,现有的关于对外投资过程中新设企业的相关研究还非常稀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的微观数据,对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和对外并购投资的行业分布进行对比分析,有助...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推动对非投资

中国对非洲援助和直接投资是近年引起普遍关注的国际现象。基于非洲国家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当中国投资进入规模较小的东道国时,援助对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国际社会经济背景下,将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等政策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与安全审查——万向集团并购A123系统公司的启示

正一、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与安全审查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2013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5257亿美元,投资项目5090个,遍布156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2003-2013年,中国总计对美投资135.8亿美元,占中国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经济危机最糟糕时刻的过去,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萎缩相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等的特点。但是,受全球经济环境"萎靡"的影响,与以往相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和风险急剧增加,这就需要国家、企业以及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找对策,开辟新的路径,迎接后危机时代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是企业积极谋求发展空间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简要介绍企业对外投资的内涵和意义,然后重点论述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对外投资活动提出几点对策和建议。     

中国OFDI的研究综述:理论创新与重构

本文分别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国跨国公司的优势种类、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三个角度,对国内外2002~2015年间近14种学术期刊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概括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并由此对对外投资种类、跨国公司的优势、国际化的本质进行了理论重构。研究指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殊之处,也为丰富国际商务理论、进一步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浅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战略

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对于利用国外各种资源、带动本国出口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很快 ,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这就必须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些重要战略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在资金短缺与融资困难制约着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背景下,文章采用《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的微观数据集,首次考察了融资能力对我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信贷融资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的工业企业“走出去”,融资能力越强的工业企业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且越倾向于进行多次投资以及在多个国家进行投资.(2)与国有工业企业相比,民营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可能从融资支持中获益;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中,融资能力更有可能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达且完善的国内融资体系对我国工业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向哪国(地)集群?——基于浙江省样本的计数模型实证研究

当前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外经贸发展的新增长点,而企业在国外的集群则被认为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手段,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本文通过构建计数模型回归方程,利用浙江省样本数据从东道国角度研究吸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群的各类因素。研究发现:浙江省企业倾向于向与我国经贸关系较好、市场规模较小、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增长较快、贸易条件较便利、资源较丰富的国家进行集群对外直接投资;距离较远、政府行政较为腐败的国家也易于吸引浙江省企业的集群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中,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较低的人均收入反而更能吸引浙江省企业的集群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