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终极控制人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来自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领域236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 基于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终极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终极控制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偏离度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对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和企业价值创造能力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非上市家族企业的一重三层委托代理模型与各级控制人的激励

本文基于安徽省曲阳某实业有限公司的案例描述了一家非上市家族创业合伙企业的一重三层委托代理关系.它与西方主流代理理论、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的双重代理理论和控制性上市家族企业的双重三层的委托代理理论都不同,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由于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确定,造成了对各级控制人的激励不足.如何协调好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以及终极控制人的人力资本产权问题,给终极控制人公正合理的激励,减少各级的代理成本,就成为了突破这类家族企业发展瓶颈的关键.     

终极控制人特征和创业导向关系的实证研究——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市场化进程对终极控制人特征与企业创业导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整体强度方面,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业导向,终极控制人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的创业导向比不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更强;选择倾向方面,国有企业和存在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资产增值型创业导向;市场化进程负向调节终极控制人特征与创业导向选择倾向的关系,这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终极控制人创业导向选择中的代理问题。     

政府控制、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我国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以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终极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偏高.进一步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终极控制人进行回归,发现政府终极控制人的行政级别越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越高.另外,通过对不同控股方式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终极控制人通过复杂组织结构方式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行政级别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上述研究发现,为认识政府控制和干预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更深入的证据,进而为厘清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新的补充证据,并对理解不同组织结构方式的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股权激励双重效应吗?——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框架,构建了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路径分析模型,并运用2007-2012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作为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主体,经营层与终极控制人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强度及其双重效应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经营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终极控制人权力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两者在对股权激励强度作用的过程中存在冲突,终极控制人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作用更为强烈;股权激励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效应,而在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权力的双重调节效应下,这种抑制效应更为凸显;股权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过程同样受到来自两类权力双重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探讨了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与终极股东控制权显著正相关,与现金流权、独立董事比例的相关性不显著;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与公司价值呈U型关系,且U型关系顶点左侧的样本数占整个样本的84.384%,即大部分的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控制在使其易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范围内。     

金字塔结构控制与公司价值——来自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控制类型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构建不同类型的金字塔结构对上市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不同。相对非金字塔结构,终极控制人构建分离型和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更能够减低企业价值;相对于多链条金字塔结构,终极控制人通过单链条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能够改善公司价值。研究结果还显示,终极控制人采用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对上市公司价值产生显著性负面影响的程度大于采用分离型金字塔结构产生显著性负面影响程度,表明终极控制人即使通过构建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也能够掠夺其他社会中小投资者,并且掠夺的强度高于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强度。     

财务困境公司预警问题的股权结构视角再探讨

由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公司绩效密切相关,所以它可以预警公司潜在的危机.本文在建立了基于股权结构的财务困境预警模型,并实证检验后发现,私人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困境发生概率,而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助于减少困境的发生.这表明,私有企业也具有严重的代理问题,特别是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情况下.     

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的有效性——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族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季度时间数据,实证研究股份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的有效性,进而对股改的公司治理效果做出判断。股权分置带来的弊端是持有非流通股的公司控制者利益取向与公司市场价值的背离,产生严重的代理成本并阻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全流通之后股权定价基础的一致,是否带来了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有所回归于上市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的确导致了大部分家族终极控制权的下降,不过一些家族终极控制者通过收购股权、定向增发等形式来巩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股改之后家族终极控制者掏空上市公司的程度呈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改之后家族终极控制者的掏空动机发生了显著改善。全流通确实有效地纠正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者的利益取向。     

终极控制人、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本文对终极控制人、股权制衡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并且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市场化程度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导致股权制衡度提高时,债务期限结构也会提高;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具有相对较高的长期债务水平,但结果不是很显著;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的公司,比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的公司,更为明显.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1269个有效样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企业盈利状况、高管持股比例、资本结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终极产权性质、企业的成长性等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负债融资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的成长性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微弱负相关,由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不具有显著差异。     

上市方式、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使得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发生分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金字塔类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有效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上市方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绩效整体上优于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治理机制的探索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时,股价崩盘风险会降低,且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性的增加股价崩盘风险会进一步降低.此外,内部治理水平的完善也会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内部治理水平的传导机制显示,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具有互补效应,都能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中介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     

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治理机制的探索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时,股价崩盘风险会降低,且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性的增加股价崩盘风险会进一步降低.此外,内部治理水平的完善也会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内部治理水平的传导机制显示,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具有互补效应,都能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中介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存在金字塔结构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金字塔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     

金字塔企业代理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述评

金字塔控制是为成员企业创造价值还是毁损价值,取决于它在缓解市场摩擦方面的优势与固有代理问题劣势间权衡的结果.由于金字塔企业兼有股权分散结构和股权集中结构的特点,因此企业内同时存在利益侵占(隧道挖掘)和利益分歧(非效率投资)两类代理问题.在对这两类代理问题的治理实践中,法律与投资者保护、股权制衡和债务融资是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控制人性质与支持程度关系研究——基于ST公司摘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不同性质终极控制人对困境公司的支持程度差异。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性质的控制人对困境公司的支持程度不同。具体来说,政府控制人对困境公司的支持程度要大于非政府控制人,而地方政府控制人的支持程度要大于政府控制人。支持理论认为,当公司陷入困境时,大股东将提供支持。本文研究结论对支持理论的发展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同性质终极控制人将对困境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而不是相同程度的支持。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承袭刘芍佳、孙霈和刘乃全( 2 0 0 3 )一文所使用的“终极产权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我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 2 0 0 3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 0 0 1年至2 0 0 3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其政策含义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抓大放小”,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     

上市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

本研究了上市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并强调了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股权代理关系在市场实践中的重要性已远大于公司股东与经营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研究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来源,本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研究的结果是控制股东为获得控制收益而进行的控制活动所造成的公司股权价值的损失是代理成本的来源,模型的实践意义在于：完整,严格的信息披露与股本的全部流通,是降低股权代理成本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