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FDI分布演变特征、成因与结构变化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首先分析1985—2012年环渤海地区FDI区位分布的动态演变特征,随后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数据检验传统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政府政策与空间因素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环渤海地区FDI以集聚垂直复合型居多,后期以水平型为主;市场规模是FDI选择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持续影响因素;后期稳态集聚过程中,区域化经济对FDI的流入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对FDI的流入有显著影响,但政策出台需因地制宜。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膨胀实证研究

目前,许多有关公共支出的研究均是默认公共支出的规模是膨胀的。对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膨胀的"存在性"。基于经典的理论模型和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支出规模扩张。具体到各省级政府,绝大部分地区的公共支出规模是膨胀的,而且中西部地区的膨胀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最后,面对日益膨胀的地方公共支出规模,本文提出了控制地方支出规模的初步政策建议。     

FDI对税收优惠的敏感分析

本文把税收敏感度分析引入到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实证性分析,评估FDI对东道国政府课征税收或各项税收的变动所引起的敏感程度,反映FDI因税收优惠政策变化而引起的各种经济现象,从而有效的分析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吸引FDI现实作用,可以使我国在制定新的税收政策调整过程中,更加具有针对性.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一直被传统研究所忽视。本文从劳动力规模、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结构4个维度对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利用涵盖69个国家(地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健康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在教育方面,中等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吸引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工资方面,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劳动力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区位选择有着较大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推动外资平稳发展对于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厘清其对FDI流入的影响,有助于今后有效利用外资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采用2004—2021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如何影响FDI流入,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FDI流入。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高、营商环境优化来促进FDI流入;异质性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行政等级高的地区、经济规模小的地区更为明显;拓展分析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从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容、提高政策差异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FDI流入影响因素的VAR模型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区域对外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也是最为活跃的领域,FDI流入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理论的广泛认可,但对FDI流入影响因素的解析却存在诸多分歧。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通过FDI发展情况和自向量回归模型VAR以及协整检验对陕西省FDI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诸多外因中,产业结构是影响陕西省FDI的主要因素,且影响有两至三年的滞后期,劳动力工资水平对陕西省FDI有反向影响,但影响力逐步减弱,因此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吸引外资的重要途径。     

区域物流能力对FDI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性研究

利用2002²010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从区域物流视角分析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因素以及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物流能力不仅对区域FDI产生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还通过提升地区物流业综合竞争力水平间接影响FDI吸收规模。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区域物流能力对FDI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江苏三大区域FDl分布差异原因的实证分析

选取1993—2007年江苏三大区域（苏中、苏南、苏北）的七个指标——人均GDP、人口、进出口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政府财政支出和教育水平的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检验，并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模型修正。得出结论：苏南地区的FDI流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府支出、进出口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GDP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苏中地区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苏北地区为政府支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人口和人均GDP。以该结论为依据提出政策性建议，政府应加强对苏北地区的扶持，     

分税制改革三十年：评述、问题与未来改革方向

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剖析当前财税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简要回顾和总结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验,提出准确理解分税制的四点认识,分析了目前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改革方向。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仍不清晰、地方实际支出责任过重、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未来改革方向：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避免政府职能无限扩张引发的政府支出责任持续膨胀;二是强化中央政府职责,加大垂直管理力度,上收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避免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过重;三是完善税收体系,稳定宏观税负,进一步优化政府间收入划分,重新认识地方税体系;四是明确转移支付定位,尤其是厘清共同事权转移支付的定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中国服务业吸收FDI与服务贸易进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1993—2008年间服务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流入服务业的FDI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都为正向关系,FDI对服务进口的推动作用略大于服务出口。应鼓励服务业积极吸收FDI,同时政府也应引导外资的流向,使其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相结合,以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深化对外开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内部化优势与FDI流入

传统文献在探讨FDI的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在区位优势的实证研究上,由于替代变量的缺乏,对内部化优势的实证相对较少。与传统文献中的跨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不同,本文构建中国省际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将其作为衡量内部化优势的替代变量,很好地控制文化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对FDI的影响。利用面板GLS估计和PCSE估计得出,加强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极大地促进FDI的流入;同时发现,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对FDI的促进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区位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断弱化。     

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与FDI流动——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其中,就二者与FDI流动的关系,诸因素交叉项与FDI流动的关系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距离对FDI流动具有普遍性影响。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现实背景下中国要想吸引优质FDI流入,就必须靠好的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增强制度的＂拉力＂（引进来）及＂推力＂（走出去）,为中国的引资及对外投资提供＂高能化、清洁化＂的动力。     

FDI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以福建省为例

由于FDI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因而FDI区位选择问题历来受到学界与政界的关注。文章首先回顾了FDI区位选择理论,从而明确了集聚经济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文章通过量化指标考察了福建省FDI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得知目前福建省FDI分布具有聚集特征。最后,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1994—2004年福建省整体和8个地级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全省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聚集因素对FDI区位选择都有重大意义。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FDI分布不平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大量FDI主要流入我国东部地区,对东部经济增长作用较为明显,而对广大西部地区作用较小。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分布不平衡的FDI也加剧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失衡。我国应继续大力吸引FDI以加快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把部分FDI引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应采取措施积极引进FDI以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逐步缩小区域差距。     

产业集群:吸引FDI的新取向

许多学者就FDI在中国分布极不平衡的现状对外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产业集群也是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笔者分析了跨国公司战略的变化，并对中国进行了实证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产业集群应成为各地方政府吸引FDI的新取向，并对西部地区的引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汇率与FDI相关理论的述评和构建计量模型后认为：人民币汇率长期波动的降低和人民币贬值都能促进FDI的流入，而短期波动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在2005年7月我国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后，保持汇率的长期稳定对促进外资流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可以在短期内调整汇率波动的自由度，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由于GDP增长比汇率变化对FDI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名义汇率的升值并不会使我国今后的FDI流入明显下降。     

个体化社会、公共风险与财政支出结构演进研究——兼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由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从财政支出纵向配置来看,分税制改革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经过中央财政收支的再分配,省级政府财力略有结余;财政支出横向配置方面,地区间财力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财政支出项目配置上,经济建设支出不断下降,社会文教支出不断上升,但是社会文教支出缺口还是不断扩大;从财政支出项目横向配置的地区特征看,四个区域经济支出与科教文卫支出是支出的主要项目,但是发达地区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比其他地区高,而科教文卫支出比例偏低.在个体化社会时代,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向应该是努力降低公众面临的公共风险.     

大国区域内税收竞争策略研究——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而税收竞争更容易在地理位置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本文运用1978~2006年的经验数据,构建空间计量面板模型,分别估计东、中、西部区域内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反应函数,实证分析三个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行为的事实特征和规律。实证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级政府间都存在着正向的税收竞争,但是竞争的激烈强度有差异。分税制改革前,税收竞争最激烈的地区都是西部,其次是中部,最后是东部;分税制改革以后,预算内平均宏观税负竞争最激烈的地区是西部,其次是中部,最后是东部;预算外平均宏观税负竞争和预算内外平均宏观税负竞争最激烈的地区都是中部,其次是西部,最后是东部。由此可见,在中国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税收竞争越是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