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工程质量监管体系的法律探讨

随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我国建设工程质量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但工程质量问题仍然不容忽视,质量事故时有发生.质量是工程的生命线,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程质量是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弊端,对完善我国工程质量监管体系进行了法律思考.     

物流法律体系完善之我见

物流法律体系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现行物流法律体系建构存在空白、冲突等不足,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形势难以适应,难以发挥其在完善法律体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故此,以物流法律体系的现状为切入点,以他国先进立法经验为借鉴,提出完善中国物流法律体系的建议。     

我国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及防治对策分析

跨界水污染问题在国内广泛存在,尽管政府多次出面解决跨界水污染纠纷问题,但仍不见效果。跨界水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因素很复杂,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跨界河流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地方保护主义充当了跨区域环境污染产生的温床和保护伞。跨界污染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结合我国目前跨界水污染问题现状,从跨界河流的自然属性、环境管理体制、法律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跨界水污染防治对策。     

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

循环经济就是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活动的总称。推进循环社会的建设,立法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但还存在很多不足,仍需完善、充实。要树立全程治理理念,健全多层次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核心制度,在法律中贯彻市场调节机制,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     

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已有数量众多的环境法律法规，并已形成了基本的环境法律体系，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环境保护法》并未起到基本法的作用，地方立法不完善，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等，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思考

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入手,认为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它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因而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     

跨界水污染防治中地方政府议价机制研究

跨界水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成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地方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虽然开始注重加强相互间合作,但合作常常流于形式,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文章在分析跨界水污染问题特征的基础上,借鉴公共治理理念和方法,提出构建地区间议价机制作为跨区域合作的实施机制,并进一步提出建立相应的议价环境支持系统和议价过程支持系统等治理对策和建议.     

论中国食品召回法律体系的完善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让人们几乎达到了谈＂食＂色变的程度。所以,食品召回制度作为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最后一环至关重要。然而中国的食品召回法律体系还很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技术创新法律调节体系的相关对策

依据技术创新法律调节中的首要原则和其它原则,提出完善我国技术创新法律调节体系的相关对策。     

淮河流域水污染管制的制度分析

淮河流域是中国水污染最严重的流域之一,也是第一个真正大规模开展水污染管制的流域。在目前的管制制度下,淮河流域的管制是低效率的,虽然短期内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的管制方式达到水环境改善的目的,但不能长久。只有建立责任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改变目前的管制制度,才能提高淮河流域的污染管制效率。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建构初论

日益恶化的土壤污染问题,成为土壤学、生态学以及环境资源法学等领域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立足干土壤污染的现状,从土壤污染的概念、来源出发,对现有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梳理、分析,就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的建构提出一己之见。     

铜陵市水污染治理的调研

文章通过对铜陵市江河水质、湖泊水质、饮用水水源、污水排放量、酸雨以及地下水质情况等进行调研,调研指标反映铜陵市水污染治理难度大、任务重。铜陵市水污染治理主要存在污水处理资源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管理体制不顺、投资结构失衡、监管不力等问题。为此,本课题组提出建立铜陵市排水集团公司、加大对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健全水污染防治监管体制等政策建议。     

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边界效应研究

我国流域大部分具有跨行政区特征,往往行政边界行政区会成为跨界水资源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文章选取漳河上游流域三省22县作为跨界水资源冲突的研究空间,采用Barro回归方程及重力模型,引入距离、边界等控制变量,构建了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边界效应测度模型,对漳河流域水资源的边界效应结构及演变趋势进行测度,尝试回答行政边界对跨界水资源冲突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漳河流域省内间边界效应有趋同特征,而跨省边界的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2)在晋与冀、晋与豫方程中,边界(Boundary)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1%)且为正值,说明晋与冀、晋与豫的省际边界对水资源冲突改善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表明现阶段漳河流域矛盾集中在上下游间;(3)晋与冀边界系数(1.792)大于晋与豫间(0.61),说明晋与冀边界效应要大于晋与豫的边界效应,表明漳河矛盾焦点更多集中在晋与冀之间;(4)晋与冀、晋与豫边界系数α2分别从2004~2008年的0.103、0.271上升到2008~2011年的0.128和0.387,表明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边界效应影响呈扩大趋势。最后,提出缓解漳河流域跨界水资源冲突边界效应的对策建议,促进漳河流域统一管理。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xisting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only exist for pollutants with semi-local and medium term impacts.Ansuategi and Perrings (2000) have considered the behavioral basis for thecorrelation observed between different spatial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degrada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quality. They show that self-interested planners following a Nash-typestrategy tend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effects sequentially: addressingthose with the most immediate costs first, and those whose costs aredisplaced in space later. This paper tests such behavioral basis in thecontext of sulphur dioxide emissions in Europe.     

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形成的要素分析

根据要素的形态特征及功能作用的差异,影响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形成的要素可分为自生型要素（系统）、再生型要素（系统）、牵动型要素（系统）、制动型要素（系统）四种类型,这些要素的作用各不相同,缺一不可。     

基于流域水生态保护的跨界水污染补偿标准研究——关于太湖流域的实证分析

水资源属于公共品,流域水生态污染正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公地悲剧"。实证分析表明,上游地区工业发展产生的水污染,一方面导致下游水生态的严重恶化,另一方面使下游地区为恢复水生态承担高昂治理成本。因此,建立跨界水生态补偿机制,确立"污染者付费"的补偿标准迫在眉睫。本文以水生态"恢复成本"作为补偿依据,定量分析了上游如果造成流域污染,而必须对下游进行补偿的金额。通过对典型案例太湖流域水生态现状与问题的总结,提出上游补偿下游地区水生态"恢复成本"的解决思路,探求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水生态污染问题的路径。     

我国农药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防治病虫害,促进农、林、牧业生产意义重大,但农药又是一种有毒物质,已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人们身体健康以及环境资源造成严重危害。然而,我国现行的农药环保立法严重滞后,已有法律规范立法层级低,可操作性差,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的现象较为普遍,农药污染的违法成本很低。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农药污染防治法,完善农药登记制度,实施农药经营许可制度,改革农药污染监督管理机制。     

长江流域工业环境绩效评价研究

以DEA的内生权重系统与Malmquist指数构造了一个动态的环境经济绩效指数对长江流域10省市2000~2011年的环境绩效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各省工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是相对生态效率改善与环境技术改善的共同结果,但主要原因是环境技术的改善。个别省份的工业环境绩效恶化是因为其相对生态效率的恶化。各省环境技术水平总体在提高,但工业环境技术进步效应基本接近希克斯中性。因此,首先应当加大政策支持,提高环境技术创新水平,推进技术前沿,提高最佳实践技术的水平。其次,提高环境技术推广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促进技术进步效应的提高。再次,增加环境补贴,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调动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性。促进最佳实践技术的应用,形成技术引领节能减排,提高环境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