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实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人阶级在获得较高政治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较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制度化的工资福利收入。对1949年后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考量,需要综合考虑货币工资收入及购买力、非工资性收入、供养人口等因素。本文认为,20世纪50年代受工资标准调整、供养人口增长、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现与工业生产的同步发展。原本工资水平较高的上海,在历次政策性的工资调整中,工人的先天优势不断丧失。虽然各项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倾斜,但面对不断膨胀的工人阶级队伍和高额的成本负担,这一国家供给对于提高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终归是有限的。不论是工资标准的制定,还是福利保障的供给,国家都更趋向于采取低标准和平均化。     

解析城市中等收入阶层

一、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家庭收入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的购买力水平、其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家庭的各种负担、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人员和中国内地援藏的人员,都有工作补贴,那是对其生活质量的补偿。过去上海人说“浦东一间房,不如浦西一张床”,但浦东生活环境一改善,租房价格就上升了,租房价格的级差地租,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活环境的     

中国农村反贫困制约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绝对水平的低下,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农村贫困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又主要来自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和非农业的工资性收入,所以贫困地区农户能否脱贫的关键就取决于能否获得较高的家庭经营收入和持续稳定的工资性收入。新时期制约贫困农户脱贫的因素众多,本文主要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经济因素和基础设施、技术和制度结构等社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探讨。     

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工资与生活——以20世纪30年代调查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以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前半叶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该时期上海工厂工人的工资率、工人的实际收入,工人家庭的生活程度及生活费指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文章认为,近代上海工人的工资体系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两大显著特征;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的上海工人及其家庭,尽管其工资水平及生活程度是低水准的,但生活状况总体上还是基本稳定的;工人工资水平与社会经济及产业发展的阶段和程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熟练、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是上海工业以及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而维持这一条件的基础因素之一则是工人以及工人家庭基本生活的保障。     

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和影响因素研究——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

文章利用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契机,调查分析了新的工资标准实施前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的执行力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力度由原先的80%降低到70%左右;最低工资制度在提升劳动者收入上发挥了一些效果。研究显示,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均是影响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的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影响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着工资标准过低和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大幅度削弱了该政策提升劳动者工资的作用。     

收入差距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

该文使用1999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房地产一线城市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生活水平的面板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检验收入差距因素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收入家庭存在正的财富效应,中、低收入家庭表现为负的财富效应,整体表现为负的财富效应。对此,我国必须加快改变目前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真正控制房价上涨,避免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的财富效应。     

产业经济福利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从当代经济形势来看,产业结构失衡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应当以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为出发点,努力提高产业经济福利水平,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以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本文从产业经济福利的相关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影响我国产业经济福利的因素有哪些,根据这些影响因素提出提高中国产业经济福利水平应当遵守的原则,并且提出了提升我国产业经济福利水平的路径和措施。     

当代福利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

福利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蓬勃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对福利国家产生了人口、经济、社会、国际和文化五个方面的挑战,失业、财政赤字、家庭结构变化、国际竞争力不足、文化冲击等成为福利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福利国家为此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农户受益、福利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度

分析不同成本分担方式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受益程度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成本分担的视角探讨农户福利内涵,结果表明:农户收入、农户满意度和农户间收入差距是解释农户福利的三个维度,且不同融资渠道下农户承担成本差异将通过三个维度指标来影响农户福利;农村公共产品效果评估研究的思路应拓展到提高广大农户福利水平方面。     

城市消费品市场趋势判断

经济发展对消费市场的影响经济发展是我国城市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最基本动因。经济的发展造成收入变动,而收入的变化又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的需求总是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的。以上海为例,在过去十年中,上海GDP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及市场的消费能级变化之间存在某种因果联系,这种联系如下表所示: 收入的增加,除了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级不断提高外,消费结构也产生了显著变化。与过去相比,上海家庭的商品性支出比     

上海女企业家工作家庭冲突关系的实证分析

上海女企业家的工作家庭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冲突并不非常显著.在工作压力较大情况下,女企业家获得家庭理解和支持的力度也相对较大.研究还发现,时间冲突也是上海女企业家面临的一大挑战,但目前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相反,转型经济引起的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提高及女企业家较高的个人收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因素,有利于提高女性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部分抵消了工作家庭冲突.     

关于对莱芜市实施住房保障货币直补情况的调查

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加之国家实行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居民住房需求集中释放,促使房价不断攀高;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和住房差距不断拉大,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日益突出。     

健康冲击对家庭福利影响——基于中国家户的经验证据

保障疾病冲击下的家庭福利水平是突破纾困扶弱的局限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本文使用CHARLS数据，通过事件研究法研究住院冲击对于经济与健康等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住院冲击在短期内显著增加自付医疗支出，自付医疗支出的增长导致家庭支出压力加重。住院冲击降低患者本人和配偶的就业概率和收入水平，导致家庭总消费水平持续下降，而其下降主要集中在食品消费。住院冲击显著降低了患者自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本人和配偶抑郁得分，持续降低了患者的生活满意度，并且对配偶的生活满意度有长期的负面影响。私人转移支付在缓解住院健康冲击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公共转移支付的作用目前仍十分有限。     

负债如何影响家庭福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新发现

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理论对家庭福利进行了刻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家庭福利水平进行了更加精准的测算，在此基础上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福利的关系，取得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第一，发现了家庭杠杆率与家庭福利水平的倒U型关系，即当家庭资产负债比达到一定比例（4.65）后，负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第二，家庭负债类型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同；第三，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在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即负债通过解决在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提高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从而改善家庭福利。文章的研究为家庭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思路和启示。     

金融支持农牧业产业化组织发展探究 ——以青海省海南州为例

随着农牧区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农牧区产业结构大力调整,农牧业产业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农牧业产业化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在转变农牧区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农牧区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增加农牧民收入、保障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当前海南州农牧业产业化组织发展现状和金融支持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对海南州农牧业产业化组织发展和金融支持情况进行了调研。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对缩小差距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各个群体都获得了由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实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受发展不平衡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所扩大。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国际移民对全球福利影响剖析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国际移民的形成原因错综复杂,它是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内部经济体制问题、移民网络以及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可以给移民自身、移民的家庭、移民的来源国和目的国创造具有实质性的福利效益.文章分析了国际移民的定义和类型,并和全球福利相联系,进而分析其对全球福利的影响.     

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9年珠海市健康城市调查数据对居民身心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家庭收入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人群具有更为优秀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其获得高幸福感评价结果的前提，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人群则会权衡身体与心理两者带来的双重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兼备才能获得高收入家庭人群在幸福感提升方面的认同。此外，经济因素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幸福感维护更为显著，家庭成员数量、身体健康不佳等容易带来生活成本提升的因素都极有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因素对高收入家庭人群不具显著影响。     

福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收入

采用国家统计局福建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越高,家庭收入中来自稳定的收入越多,收入来源越多样化,家庭的生活水平越稳定。随着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也不断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随着时间的推进,教育对收入的效应逐渐加大。从培训来看,接受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收入明显高于未接受者培训的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而且随着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的增加,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     

上海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含义

本文指出,消费不仅在决定和影响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宏观经济增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提高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也具有直接意义。从长期增长来看,不仅要重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更要解决消费增长和消费差距的问题。从实证分析来看,上海上海市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作为中国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消费率既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低于中国平均水平;同时上海城市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不同阶层的消费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这不仅不利于提升上海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且也不利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上海必需调整收入和消费政策,尤其是通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关系,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等,以此促进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