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1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摘要：运用SBM-ML方法测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以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小幅上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拉动作用明显。常住人口规模对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人才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创新投入与城市技术进步指数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政府短期投资能促进城市科技创新,长期投资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我国百个地级市的系统GMM研究

以百万以上人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平均而言,国际贸易额每增加10%,城市人口规模将会增加0.23%;职工工资、产业结构、政府支出等均能够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可以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与特点

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有益于正确认识现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为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指标计算，2008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2169，基本符合位序—规模法则；而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标计算的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0061，城市规模分布的均匀程度降低。除了极少数例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区相对较低；与省区层面比较，国家层面的城市规模分布更均匀。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的数据,通过建立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小城镇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测算出我国小城镇人口规模达5万时,经济效益最优,规模净效益最大。基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小城镇规模过小,经济效益不高的现实,提出今后小城镇发展应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扩大小城镇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以推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增强其规模经济效益。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我国中心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研究——基于26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我国26个省会城市规模与宜居程度关系的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人口、面积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其气候适宜度及绿化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消费潜力、劳动力需求、城市集中度及城市污染呈上升趋势.可见,我国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是以宜居程度下降为代价的,同时也产生了拥挤效应.应采取更科学的规划和设计,走宜居型城市发展道路,使中国城市在适宜的人口与面积规模下实现集约化的经济增长.     

经济密度、人口规模与环境污染——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5-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短面板模型分析经济密度和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表明:经济密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人口规模扩大会抑制污染物排放;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密度、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前期污染排放对当期具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产值占比和对外开放也是影响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各指标对三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认为,在综合考虑城市具体空间区位条件下,人口适度集聚,提高城市经济密度,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环境监管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向。     

人口规模、交易成本和城乡空间经济——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研究

基于以连续、线性空间为特征的NEG城市体系模型,探讨对称双城市的城乡结构下,随着交易成本的变化,城乡空间经济受到人口总量变化的影响。研究认为,扩大人口总量会同时增加城乡人口,但城市人口增速更快,从而城市化水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上升。通常情况下,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交易成本越高则城市人口和城市化水平的增加速度越快,而农村人口则正好相反。在交易成本较高时,城乡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降低,交易成本越高则降低得越快;而当交易成本较低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福利水平先提升后降低,此时存在最优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规模,最优规模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而扩大。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人口的属性由“负担”转变为“资源”,这为城市的人口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交易成本的持续降低不仅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还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     

本土市场规模与地区生产率:对“市场范围”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结合我国1990~2011年省级层面的发展数据,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模型,研究了本土市场规模和地区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其中特别采用了随机前沿模型(SFA)对地区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度,所得结论为:无论从总体样本还是分时段样本,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技术效率均难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而言,具有阶段性特征,即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主要来源于1998年以后的分段样本;同时对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建设备、对外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的回归,发现它们对地区生产率及其分解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最后,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实证研究

城市规模分布是否合理一直是城市化问题的重要研究内容.关于一国城市规模分布是否合理,目前国内外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齐夫分布(Zipf's Law)的验证和分析方面.本文利用我国1984-2004年全国和部分地区的城市人口数据对齐夫分布(Zipf's Law)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服从齐夫分布(Zipf's Law),但从90年代后期至今出现了对齐夫分布(Zipf's Law)的明显偏离.     

城市标准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交互作用--以长三角地区城镇体系布局与人口流动的影响为例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实施人口和城市的分类管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调整。新近出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将会给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包括城镇体系布局与人口流动问题。因此,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长三角的产业龙头引领作用,强化资源优化配置和实施产业分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设集约型城市,构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     

现代城市人口流动的多元矛盾与机制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现代城市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现代城市人口流动形成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人口分层,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弱化,社会分化加重.因此,对城建机制、政策机制、管理机制、服务机制、生活质量、产业结构等进行全面优化,将有利于聚焦当下城市人口流动的多元矛盾,破解内含的改革与制度瓶颈.     

北京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硬约束与突破

首都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面对人口变动的挑战,需要解决至关重要而又无法依靠外界输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科学发展理念需要切解决水、能源、大气、交通网络与土地开发带来的变化。     

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尽管如此,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如城市发展与土地资源减少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对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更好的规划,以形成合理的城市群,减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利用经济学的知识来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分析,能够让学生对相关知识有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