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老人的多维贫困吗？——兼论“贫困恶性循环”效应

老年人贫困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险则在国家反贫与脱贫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CLHLS2011）大样本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构建Logit计量回归模型,将农村老人贫困分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精神贫困三个维度,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保险与农村老人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人多个维度的贫困。文章进一步指出农村老人贫困存在“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与精神贫困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但社会保险对农村老人陷入“贫困恶性循环”起到了的调节效应,即社会保险弱化了不同贫困之间相互的正向作用。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政府改善农村老龄人群的贫困状况提供可靠的政策依据。     

要主动应对老区扶贫攻坚面临的新挑战

<正>湖北省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以来,老少边库地区的脱贫成效非常显著,一场场脱贫攻坚战役正在全省农村打响。笔者通过两年多的蹲点调研,发现老区扶贫攻坚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值得进行前瞻性关注研究和主动性施策应对。面临的新挑战1.农村将存在着长期的扶贫需求和脱贫任务。虽然当前贫困人口的总量在减少,但贫困的现状和特征正在悄然变化。主要表现: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以南充市嘉陵区为例

十九大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顶层设计中乡村旅游对助推脱贫攻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通过分析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的辩证关系、嘉陵区贫困水平与原因、乡村旅游景点结构、空间分布及扶贫条件，为嘉陵区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提出以下建议：提升乡村品质，形成旅游扶贫运作方式；统筹政府与产业关系，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发展格局，建立三级管控体系。     

论扶贫攻坚的效益观──关于强化扶贫攻坚效益、实现稳定脱贫的思考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既定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了攻坚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脱贫的群众大都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脱贫难度大；二是已经脱贫的部分农民，因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基本条件，返贫现象比较严重。因此，要基本消除贫困，实现稳定脱贫，一方面要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快扶贫攻坚进程，在量上求得突破；另一方面要强化扶贫攻坚效益，在质上来一个飞跃。效益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扶贫攻坚和稳定脱贫的关键问题。强化扶贫攻坚效益，笔者认为要在六大效益上下功夫。第…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扶贫对策研究

“十四五”时期,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新命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必须正视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帮扶问题,深刻剖析扶贫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索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贫困问题的对策,切实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扶贫进程,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策略探究

目前，民族地区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民族地区依然贫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应创新扶贫制度，实施“可持续脱贫”：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为起点，夯实可持续脱贫的基础；以产业开发扶贫为重点，提高可持续脱贫的“技术含量”；创新多元投入机制，广辟可持续脱贫的财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可持续脱贫的能力；加强可持续脱贫的规划，实施少数民族群众解困工程；建立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为可持续脱贫的助力。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实践与创新

我国农村贫困形势经历了普遍贫困到区域贫困、规模贫困到分散贫困的发展变化。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是新形势下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贫困治理政策体系的历史演进,从精准识别、扶贫投入、项目整合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创新举措、科技带动、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明确提出了今后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措施建议,旨在推动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创新探索。     

富平县“四项机制”助力贫困群众健康脱贫

作为全省第一人口大县,富平县始终把解决贫困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当做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县卫计局一班人积极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完善“四项机制”,夯实健康扶贫政策措施,助力贫困群众健康脱贫。一是建立领导责任落实机制。作为全县脱贫攻坚“八个一批”的牵头部门之一,县卫计局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班子成员分片包联、基层单位负责人和局机关中层具体帮扶的健康扶贫工作小组,县合疗办、县级医院、基层卫生院任务明确,措施得力,责任落实,健康扶贫工作呈现常态化态势。     

独居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 2017年的数据

在以人口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独居老人由于其群体特殊性,他们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问题尤为值得学界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数据对1 016名独居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支持（家人情感支持和经济保障）、社会支持（社会阶层归属感、信任感及公平感）和政府部分制度支持（医疗保障制度）显著影响独居老人主观幸福感,政府的其他制度支持却无显著影响;此外,独居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年龄、城乡和健康状况差异。基于此,相关部门应从政府、家庭和社会及个人层面入手来探索增进独居老人生活福祉的可行路径。     

加大保障性扶贫力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因此,强化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衔接,加大保障性扶贫力度,夯...     

贫困是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老年人在经济上是最为弱势的群体,他们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老人。贫困不仅体现为物质上的剥夺,更会引起认知退化和抑郁等精神健康上的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考察经济状况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多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每提高一千元,反映认知状况的情景记忆显著提高0.132分、精神状态显著提高0.121分,而反映抑郁程度的CES-D则显著下降0.293分。进一步分析表明,收入对精神健康的促进作用对高收入者更大。考虑到农村更加严重的老龄化程度,通过减贫实现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的改善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减少农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既遏制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根据新情况,反贫困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质量、增强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并重;三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对消除贫困的作用;四是改变国家扶贫资金的瞄准机制,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制度既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农村医疗制度的研究,对于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缓解农民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担忧、维护农村社会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应是建立完善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努力推动其向社会医疗保险方向发展。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农合”缓解了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吗?

为考察新农合对农村居民贫困缓解的效果,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2004 年、 2006 年、2009 年和 2011 年的数据,首先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别对个人收入水平和 贫困状况进行多变量回归和分析。然后,为了进一步探讨新农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程度的作用机制, 对健康支出和健康水平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参加新农合能显著降低健康支出,并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居民就医。总体上,新农合明显缓解了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但仍未达 到理想水平。     

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

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是有效缓解并全面消除中国区域性贫困的最大挑战。从西藏实际情况看,农牧区贫困有其成因,自治区采取综合扶贫措施、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金融精准扶贫来说,还存在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少、市场评估机制不完善,数据整合机制效率低、精准扶贫对象识别难,政策受众认知意识弱、“扶贫”援助经常为“济贫”等问题。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应优化金融扶贫资金结构,完善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强化扶贫对象脱贫意识等,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