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企业的管理创新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这将促进我国有关服务部门和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的服务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再加上受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和束缚，国内服务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为适应我国入世后新形势的要求，国内服务企业必须和快其管理创新的步伐。     

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结构转型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的基本原理,以及考虑到过去40多年中国制造业长足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特征事实,利用2007～2020年我国20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制造业开放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开放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但对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有一定负向影响。该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开放水平较高地区表现较为明显。制造业开放促进服务业结构转型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行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差距而发生变化。外资利用程度在制造业开放影响服务业结构转型中起到一定调节作用。随着制造业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结构将趋于合理化,但服务业高级化水平可能会有所下调。基于此,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从深度与广度全面入手,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制造业开放,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出口企业转型的探讨与思考

在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出口订单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纷纷将目标转向国内市场,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战略转移。企业需要进行深刻的内部变革,才能适应从国外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转换。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选取2009—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中内部控制质量和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施路径,还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2004-2010年间的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出口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GMM对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存在较强的滞后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中国利用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水平的建议和措施。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以考察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作用关系为核心目标,构建中国省级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的新型测度方法,并就外资参股视角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剖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二是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细微异质性特征,其中,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较为显著;三是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及资本存量水平,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由此,从政策源头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对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探讨

面对疫情的冲击、技术不断更迭进步,企业需要依靠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在数字经济这一大背景之下,企业更是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获得长远的发展.本文基于时代大背景和企业转型的实际困境,分析构建在新形势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可行性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正>当前,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把握数字经济加快转型的重要契机,以“数字经济、工业互联、制造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工业企业如何强化创新驱动,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突破,提升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扎实举措,很有意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与转型策略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与转型的现状和趋势,分析了企业管理创新与转型的挑战与机遇,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包括强化数字化思维、拓展业务范围、建设智能化平台、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以期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升级策略探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优势开始有所了解,并纷纷效仿,成立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一些具有重复性、共性的财务工作以标准、统一的方式进行集中化处理,这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率.由此企业很多部门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原本较为复杂的业务流程逐渐简化,遵循统一的标准,这使企业的运行效率从整体上得到了提升.随着时代的发展,作...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ESG理念不成熟、ESG评级体系不完善,数字化转型模式难以推广;ESG评级缺乏可比性,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仅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或企业价值角度单方面展开,鲜有学者将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进行多维探讨。后续应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的深度与广度研究、ESG评级体系和ESG信息披露机制研究、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多维度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五洲基于提升数字化工程服务能力的转型升级实践

面对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势,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聚焦主责主业,秉承“伴随成长”服务理念,以“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慧园区、数字建造”为核心,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创新应用“厂设结合”模式,在原有车间/工厂规划、设计和工程总承包业务基础上延伸业务链条,深入开展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研究与实践,全面提升了数字化工程服务能力和水平。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服务转型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如何改善现有服务的品质?如何通过创新服务来开拓新的市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文化、战略、组织和员工行为的系统转变。本期策划文章以国内外转型理论为指导,以国内优秀企业转型实践为基础,通过分析企业转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提出如何形成具有良好企业文化的服务组织,如何打造服务品牌和实现企业服务转型的模式。希望专家学者的这些真知灼见和企业的经验之谈能为读者带来更多的启示。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