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信贷错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

本文将金融科技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背景，构建包含信贷错配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当存在信贷错配时，不利冲击导致总产出下降较多，而“稳增长”政策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小；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溢价、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率和生产效率，减轻信贷错配程度，从而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因此，应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一。     

结构性减税与扩张政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

为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纳入异质性家庭和细化财税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着重模拟分析了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私人投资、通胀率以及总产出水平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财税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税收政策，劳动收入税减税能够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并调节和完善消费结构；而对于政府支出政策，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张通过刺激家庭消费，引导消费内需有效提升，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石油价格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型研究

本文通过一个真实商业周期范式的两部门混合经济模型，探讨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和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模型得出了商品供应、部门产出、GDP、就业、要素报酬、要素收入等对石油价格波动的比较静态效应。同时，模型还证明，消费结构、相对真实石油价格和生产技术结构共同决定了GDP变化的方向，而投资率只影响变化的幅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需求结构政策、技术44新和替代能源、货币政策、投资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可选择的用于最小化石油价格冲击影响的政策工具。     

开放经济下中国汇率政策的选择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开放经济DSGE模型及包含汇率偏好的泰勒规则,运用贝叶斯模型估计参数,考察了中国在汇率改革前后的经济环境及产出、消费和价格的冲击反应。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环境在汇改后更加开放;货币政策在汇改后从稳定汇率为首要目标过渡到稳定产出和物价;灵活的浮动汇率制能吸收部分冲击;汇率传导机制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离不开中国开放经济环境的支持;放宽人民币浮动区间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     

成本推动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立足近年来国内经济频繁波动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成本推动冲击、消费偏好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因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产出波动是由多种冲击共同推动,其中成本推动冲击贡献最大;通货膨胀波动主要是由成本推动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引致,消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影响有限。进一步地,反事实模拟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这也揭示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依附高昂成本,且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典型化事实。     

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

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本文构建了线性平滑税、累进税、税收预算软约束和税收比例增长模型。研究表明：不同税收模式下的增量税收冲击对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预算软约束下的税收增长模型更适合中国的宏观财政DSGE模型;政府税收增加会挤入代表性消费者的劳动,从而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货币政策冲击是总产出预测误差的主要波动来源,其次是技术冲击和税收冲击;由贝叶斯冲击的历史分解可知,技术冲击和税收冲击是推动社会总产出波动的主要力量,货币政策冲击和税收冲击是推动消费变动的主要力量。     

我国省级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研究

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政策效果,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不一定总是有效。也可能财政政策只在经济衰退时期具有拉动总产出的作用,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对总产出不具有拉动作用。文章以我国省级经济数据为样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建模分析后发现:一方面,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存在明显的影响,财政政策效果在不同经济周期之间具有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之后,各省财政政策体现出的操作方向不再是单一的顺周期调节方式。     

基于DSGE模型的COVID-19经济冲击效应与财政政策选择研究

自COVID-19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本文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COVID-19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并提出COVID-19不是以单一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影响经济,而是以一种混合冲击的形式影响产出、通胀和利率。为应对COVID-19造成的经济冲击,考虑到目前全球低利率环境常态化,货币政策受到有效下限约束难以发挥稳增长的作用。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通过设立泰勒型财政政策规则,分析在不同冲击场景下的最优财政政策。     

中国产出缺口：基于小型DSGE模型的测算

文章构建了一个小型DSGE模型，利用中国数据使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各种结构参数，并计算了中国的自然产出缺口和潜在产出缺口。研究发现：自然产出缺口和潜在产出缺口保持了高同步性，这主要是由于成本加成定价冲击对经济影响较小；两种产出缺口的变动都较为频繁，基本上每4个季度就形成一个短的波动周期；两种产出缺口都准确的判断了中国经济波动中的高点和低点，因此对经济预警有一定指导意义。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在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下,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了包括家庭、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中央银行以及财政部门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评估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营改增”减税效应的评估从两个维度进行：首先,把流转税领域税负减轻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分析了社会总产出、消费水平、政府支出、劳动水平、工资水平、投资和资本存量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其次,构建了“营改增”前后两个不同的政策环境,并模拟了投资下降的经济下行冲击,对比分析了减税前后总产出对外生冲击的反应程度。研究发现：“营改增”虽然降低了政府部门的税收收入,但其减税效应能促进产出和消费的增加,激发整个经济的增长潜力;目前的改革力度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尚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果。     

房产税改革、商业用房产出弹性与宏观经济运行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商业用房和房产税的DSGE模型框架，将“房价下跌-商业用房持有量增加-总产出增加”这一影响机制纳入模型，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模拟结果来看，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低时，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衡值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而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高时，改革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衡值主要产生正向影响。从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低时，改革所形成的冲击将使宏观经济变量以向下波动为主，而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高时，冲击将会使宏观经济变量出现明显的向上波动过程。     

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工业的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部门模型的省际Panel Data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工业分为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两个部门,应用Feder模型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产出通过与传统工业部门的弹性关系而影响其增长,进而影响整个工业的增长。对我国的数据检验表明:高技术产业对我国工业的直接带动和溢出效应都很显著,直接带动率为18%,溢出效应为2.2%;高技术产业的平均要素边际产出较传统工业的平均要素边际产出高出21.9%。研究也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工业发展的作用存在着高带动高溢出、低带动高溢出和高带动低溢出三类地区。     

数字产业化的结构转型效应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通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阐述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内在机理,并通过数值分析发现,当数字产品与制造产品的替代弹性较高、与传统服务产品的替代弹性较低,且制造业要素替代弹性较高时,数字产业化将通过提高货物部门实际产出和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份额,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会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劳动要素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及服务业产出份额持续提升,最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机制与产业互动是数字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的结构转型效应存在区域和时间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深挖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建设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三类碳减排政策效果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单一碳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复合政策(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等三类碳减排政策对碳减排率和总产出影响,发现碳税对碳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有中长期效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影响在短期内波动性较强;复合制度影响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减排目标下,单一碳税制更适合持久性碳减排,而单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则适合局部和快速化目标实现。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高碳排放生产行业应推行单一碳税政策;通过采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发展模式转变;整体上,政府应积极推进实施复合制度,确保减排的政策效果和经济的正常运行。     

收入冲击、偏好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方法的数值分析

文章基于包含消费习惯与借贷约束的RBC模型，尝试将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纳入到该模型中，并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研究发现：（1）模型能够解释实际产出、消费、投资与资本波动的92.6%、77.8%、84.5%、87.6%。（2）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投资、就业和资本的影响均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对消费的影响均表现为短期性。（3）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较小，而对就业有较大影响；消费偏好冲击对两者的影响与收入冲击恰恰相反。     

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通过消费端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而鲜有研究针对疫情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析了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城市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机制,而后进行市场调研,通过案例分析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实施中凸显出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目前城市层面有代表性的核心问题,本文提出优化城市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改进建议,以期实现以城市为代表的内循环经济的发展。     

嵌入式部门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国民经济部门优化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国民经济任何一个部门在其发展过程中均存在两个层次的矛盾,即该部门内部之间的矛盾和它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矛盾。目前,部门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均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主要表现为部门产品结构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它影响部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研究部门结构优化问题。本文提出的嵌入式部门投人产出优化结构模型解决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投资乘数理论表明,投资增加可以引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成倍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不仅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扩大投资会拉动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劳动力等的需求,从而拉动与投资活动相关行业的产出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本文选取1985年到2005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贸易开放度对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

贸易开放度提高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取有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小型经济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MATLAB随机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水平下各货币政策规则的表现与福利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提高通过改变各宏观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程度影响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在促进产出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应该在保持通胀和汇率稳定性的前提下谨慎提升贸易开放度.     

国际能源冲击对我国绿色转型的影响

2022年的俄乌冲突对能源供给带来重大冲击,各类能源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保供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这对碳减排和绿色转型有何含义?总体而言,能源冲击和碳定价都会通过绿色溢价影响全球绿色转型进程。能源冲击推动化石能源成本上升,通过总量和结构效应影响碳排放和碳价——碳定价机制则是通过碳价的涨跌作用于能源需求,前者使得在位化石能源企业受益,其他高碳部门受损——后者促进减排成本在能源供给和消费企业之间更合理地分担。展望全球绿色转型,能源冲击对全球绿色转型以来的三个核心驱动力（天然气替代煤炭、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电动车替代燃油车）都有短期影响,但长期影响有限。对于我国而言,欧洲能源价格上升一方面增加我国煤炭进口成本,另一方面刺激高碳产品出口,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兼顾能源保供和“双碳”目标实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