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住房租赁政策变迁及其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理论与注意力理论整合的视角

为了厘清我国住房租赁政策的变迁规律和作用机理,对1998—2023年的63份中央层面住房租赁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住房租赁政策变迁存在三个均衡期和两个间断点,呈现出政策目标不断扩面、政策主体逐渐多元、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合理的趋势。政策目标由注重住房租赁保障转向市场与保障并重,住房供给主体从政府包揽转变为多方参与。在前两个政策均衡期内,政府为实现管控效果偏重于使用强制型政策工具,在第三个政策均衡期则更多运用混合型政策工具。注意力作为中介变量,受内外情境结构因素影响推动了政策变迁。政府系统回应和冲突扩大机制对两次政策间断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在解决夹心层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过程中赋予住房租赁政策以新的意义。未来应注重住房租赁政策目标接续,发挥政策工具的叠加效应,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并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确保租赁住房供需均衡。     

江苏省人才政策发展与变迁研究——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2012年至2020年江苏省出台的168份人才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量化分析,基于ROST和CiteSpace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了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通过人才政策关键词的分词统计、演进趋势、共现关系、聚类特征和热点关联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系统研究了江苏省人才政策发展特征和演变趋势.     

中国住房租赁政策的发展与变革: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分析

加快培育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间断均衡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住房租赁政策进行分析梳理,发现我国住房租赁政策的发展变迁具有非线性、非确定性的特点,且大致经历了“公房低租”“重购轻租”“以保促租”与“租购并举”四个阶段,而中央政府注意力的转移、焦点性事件的推动以及政策场域的扩大是推动我国住房租赁政策发展变迁的主要因素。     

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52～2010年数据的分类检验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制度变迁三个分类指标在1952～2010年各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显示:三个分类指标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来看,产权多元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分配格局变化都与人均产出存在协整关系,也都能够有效促进人均产出的增加;短期来看,对外开放程度及分配格局变化对人均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权多元化程度的正向影响则十分有限。     

1978～2008年: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变迁——一项来自中国150个村的调查报告

基于中国150个村的调研数据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年农村中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仍未改变,但是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农业生产结构呈现出种植业地位下降,林业、畜牧养殖业、渔业作用上升的变化趋势;农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由集体农业经营、提留统筹及村办企业转变为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村集体支出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种植及养殖业生产发生巨大变化,然而投入要素的缺乏和不足以及养殖风险大、成本高也阻碍了种养业的发展;同时农业收入相对较低、城乡差距大也降低了一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中国大陆科技服务业研究方法变迁与应用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科技服务业2005~2015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科技服务业研究方法使用的变化情况。经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四种方法为描述性方法,模型研究法,统计分析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同时,文章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使用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分析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     

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变迁特征与演化机理分析——基于2004—2010年的政策实践

全面梳理了2004—20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调控目标、调控手段、调控对象和调控环节四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其变迁特征、演化机理和存在问题。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多元化,调控手段由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向两者并重的趋势转化,调控对象重心由开发商逐渐转至购房者和地方政府,保有环节调控缺失。分析认为房地产市场未明确划分导致多元化目标相互矛盾,经济手段失灵和房地产立法不全导致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现行土地制度是调控措施治标不治本的制度根源,政府治理制度是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提出未来完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区分公房市场和私房市场,形成不同调控方案,同时要为宏观调控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会计学发展创新与成长路径——基于1949—2019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的70年,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70年,也是我国的会计改革与会计理论不断成长发展的70年.本文以新中国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环境变化为基础,梳理了我国会计在各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从而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会计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不仅有利于总结我国会计改革的发展历程与创新经验,而且能够明确我国会计未来的发展与理论研究方向,更好地发挥会计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作用.     

区块链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视角

在区块链发展方兴未艾之际,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块链发展的政策。为了全面分析我国区块链政策体系的特征及不足,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两个维度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区块链政策中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均衡,且三类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环境型政策偏多,而需求型政策偏少,部分细分政策工具使用过于频繁,而部分有效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严重缺乏;区块链政策目标主要围绕融合应用和发展环境两个方面,而对理论与技术、支持平台和产业发展的重视不足。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为未来区块链政策的优化提出相关建议。     

2001～2011年国内高层管理团队研究态势的计量分析——基于CSSCI核心数据库的统计分析

本文以国内学者在CSSCI核心数据库2001～2011年收录的29中管理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117篇学术论文为基础,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来分析国内有关高层管理团队领域的发文情况,以量化的形式探析我国有关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态势和热点领域。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1年关于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日渐频繁,近五年来管理学核心期刊上的发文量增加幅度较大,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有集中趋势,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是西安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较之前几年亦出现明显上升趋势。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7年的样本

选取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7)中国第三产业与其就业人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两者做了实证分析,证明两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了两者的短期动态关系,得出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扩大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有效地吸纳转移就业,并在该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环境变迁与制度演进：村级会计代理制的若干政策建议——基于浙江金华的调查

新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三农”投入、村集体资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制度自身的变迁规律揭示了这样一个农村现实：在制度运行环境变迁与制度演进规律的作用下,我国的村级会计代理制的制度效应日趋递减,正处于一个调整、变革、升级的转型时期。本文通过对代理制重要发源地、具有典型意义的浙江金华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揭示了村级会计代理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新方案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管理会计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管理会计制度在这30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章结合中国管理会计的制度变迁,围绕管理会计实务的发展路径,探讨中国管理会计的演进过程及未来走势。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政策量化与演进研究——基于769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通过构建“政策对象-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2质性软件,对769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梳理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演进脉络,测量政策资源的配置结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对象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公共安全到公共服务的探索期、扩展期、深化期三个阶段。从政策工具视角看,存在政策工具配置不尽合理、政策工具过溢与缺失并存等问题。建议适度控制环境型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增强政策工具创新力度,进而最大程度释放社区网格化治理的政策效应。     

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投资增长的效率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在衡量投资效率的多个变量中,资本回报率无疑是最基础的。本文试图建立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实证模型,用以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回报率是否对投资增长起到了关键解释作用。所得结果说明,中国的投资市场化程度不高,但是资本回报率在其中依然是最关键的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