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下的农村企业家分析——以河南省T县为例

在全面脱贫攻坚的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其中一项重要途径。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对河南省T县的汽配产业进行分析。从背景、资本、政策作用过程、生计策略以及结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为农村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城乡生计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代际比较研究

人的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机制。跨地域的生计情境下,作为乡-城流动人口重要生计策略的留城或返乡选择,受到城-乡两套生计资本的共同作用。区分了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生计资本与乡村生计资本,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推拉理论,利用2018年“外出务工人员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生计资本对其返乡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城-乡生计资本共同作用于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城乡生计资本对返乡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乡-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更强,受金融资本和乡村自然资本的影响更大。城乡融合发展中,无论是加强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吸引还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都需要针对其城-乡生计资本优化精准施策。     

资本市场助力精准扶贫案例剖析——以“云南巴拉格宗入园凭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

为了完成"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扶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开启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征程。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渠道。文章以云南巴拉格宗入园凭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分析资本市场对接贫困地区特色产业金融需求的优势,总结本案例的经验,进而为资本市场助力精准扶贫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参与数字福建建设影响因素研究及政策建议

数字福建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数字福建领域,促使数字福建更好得发展,本文分析诸多影响社会资本参与数字福建建设的因素,构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并利用层次分析方法研究了多种因素对社会资本参与数字福建建设影响的重要性程度;最后,提出社会资本参与数字福建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生计策略与精准扶贫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建设作为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无形资产,对边疆地区精准扶贫实现"两个回流"及边民生计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16年7月新疆克州的田野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估计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边民生计策略以及脱贫的影响效应,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地区社会资本有助于边民减贫,这种正向效应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实现:一是边民借助社会网络提高对正规金融的可得性进而实现养殖扩大再生产;二是边民通过集体公共活动付酬增加转移支付收入。但社会资本通过生计策略多样化机制提升边民生计能力的减贫路径尚未形成。在边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既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边民收入增收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需配套其他措施破解社会资本引导边民建立多样化生计的主要障碍,强化社会资本的能力扶持路径,实现精准脱贫的可持续。     

企业精准扶贫与融资约束

由于存在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目前并不存在真正完美的资本市场。银行作为企业的信贷融资主体,对信贷风险的控制程度很高,企业在进行信贷融资时会面临很多限制。随着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金需求的增加,融资约束逐渐显现并成为制约企业发展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实现社会价值,通过参与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降低信息的不对称影响,改善经营状况。本文从精准扶贫的视角,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下农民幸福感的提升

扶贫项目一直是我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致力于通过扶贫项目来提升农民的幸福感。然而由于受到政策以及地域因素的影响,导致扶贫政策不具有针对性和精确性。针对该问题,本文在精准扶贫政策的视角下,探究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方式。在结合广西农民幸福感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宽收入渠道、完善政策建设以及加强对技术的投入等精准扶贫政策,希望可以为扶贫建设提供可行性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阳新县的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阳新县375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归纳出农户在自然、人力、物质、金融和社会五种生计资本的拥有情况,运用有序probit回归,分别探究不同生计资本组合对农户选择纯农型、兼业型和纯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内在影响,以此为据得出结论并提出针对农户生计资本状况选择最优生计策略的建议。     

上市“免安检”还是减贫“杀手锏”?——资本市场扶贫政策评价

资本市场扶贫政策在推行之初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为了评估其成效,文章全面回顾了这一政策。通过解答该政策是上市"免安检"还是减贫"杀手锏"这一问题多角度评价其效果,认为该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针对该政策提出注重动员行业全体机构与从业人员;注重建立资本市场扶贫长效机制;注重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等建议。     

福建省分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研究

文章选取劳动力需求作为分析对象,研究了市场需求、工资和资本价格三个可量化的因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着重剖析了工资对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机制,探索了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其他不可量化因素,如技术进步率、企业目标、社会制度、技术水平等,并就政府工资政策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给出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地方政府为如期完成精准扶贫任务,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是否会将其压力转移到企业?基于2016-2018年上市公司手工收集的精准扶贫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在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企业精准扶贫投入越多,且在控制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后依然成立;(2)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压力对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投入影响更大;(3)良好的市场化环境削弱了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越小;(4)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地方政府需注意企业承担精准扶贫任务的“适当性”。     

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研究

当前随着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信贷的市场需求,农村民间资本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但是,农村民间资本运营的风险性极高。农村民间资本风险控制要努力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消除民间资本发展的信息障碍。加强信用建设,树立规则和信用意识,改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建立民间金融业诚信档案记录,提高失信成本,减少金融交易中的道德风险,以保证农村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还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发放政策性贷款,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农村保险基金来分担和转移风险,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空间异质性、收入门槛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

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1993－2013年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并应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财政支农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财政支农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门槛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规律。本文研究结论对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启示明显：在鼓励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财政支农减贫的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在配置财政支农资金时适当向辐射力强的省份以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倾斜,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呼唤金融制度创新

1996年以后,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发展速度明显趋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也明显下降,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政策所造成的。因此依据发展经济学中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具体表现,制定放开民间金融、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和推行农村利率市场化等具体的“金融深化”措施,以保证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     

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考察

基于对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考察,理论推导发现: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水平约束下,财政支农投入增长的农村减贫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间,总体上,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村贫困缓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短期内,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对农村减贫效果较为明显;而长期内,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果趋于平稳。短期有效长期平稳的减贫效果,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具有持续性。     

吉林省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建议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制度和扶贫机制,在我国发展了近二十年,对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紧张状况,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小额信贷还存在诸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吉林省农村小额信贷的具体情况,剖析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可以促进小额信贷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

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需要金融支持,农村经济越发达,资金需求量越大。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和资金的趋利性,使资金不但没有大量注入,反而大量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农业和农村,在市场经济下显得尤其突出。必须改革现行农村金融政策、体制和机构,建立适应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     

The role of training in reducing poverty: the case of the ultra‐poor in Bangladesh

Although microcredit is considered the main vehicle for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the poor and alleviating poverty in Bangladesh, it is now well recognised that more than this is needed to reach the ultra poor in rural areas. Consequently, almost half of the Bangladesh population is in some way linked t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t the centre of which is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tudy reported here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cross‐sectional intervention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ncome of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programm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as related to that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ree leading organizations in three districts of Bangladesh using a quantitative associational research design. Three hundred responses were analysed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licit information from ultra poor clients who had received traini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ost‐training income level of the trainees was negatively rather than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fac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raining, the opposite of what human capital theory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以积极影响为主,同时呈现显著的门槛特征。具体而言,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三重门槛特征以及基于交通便利程度的单一门槛特征,随着门槛变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发展并非总对贫困减缓产生实质贡献。为此,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思想观念上,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指导旅游减贫开发实践;在发展路径上,贫困地区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旅游减贫精准性;在发展政策上,实现由统一指令性政策向灵活协调性政策转变;发展保障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为旅游减贫创造有利条件。     

农村金融流动性风险分析及预防

随着近年来金融危机的出现和潜在危机的浮出,流动性风险成为了值得各国、各金融机构关注的风险隐患。通过对部分涉农金融机构的负债情况和机构分布情况进行数据归纳,体现出我国现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质量差,资金的时效性强等多方面的问题。预防农村金融流动性风险,应建立特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人才培养机制,认真考察不同地区的流动性资金的走向情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划,并加强各地区的联系和沟通,组建风险预警体系和完善相应的保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