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诉讼背离了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专访北京二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助理、审判长张晓津法官

对于近年来频现的涉及恶意诉讼的知识产权案件,本刊记者于4月7日专访了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长助理张晓津法官,她就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解答。     

保护知识产权对恶意诉讼说不

为排挤竞争对手,手持"垃圾专利"为武器,江苏省某阀门厂的厂长向同行提起恶意诉讼,竟将同行拖入长达三年之久官司之中。不久前,这场知识产权领域内的全国首例恶意诉讼赔偿案由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的今天,我们还不得不要防范另一股"逆流"—滥用知识产权进行恶意诉讼。     

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解决

<正> 由于知识产权的种类众多,所以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种类和形式也显得纷繁复杂。既有一方当事人起诉另一方侵犯知识产权而产生侵权的纠纷,也有双方当事人为权利的归属发生争议而产生的权属纠纷,还有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行为不侵犯他人权利的确认不侵权诉讼案件     

知识经济下的专利恶意诉讼

在知识经济日益成为国家竞争主要内容的当今世界,专利恶意诉讼的数量日益攀升,给我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专利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状态认定、合法诉由的缺失、损害事实的认定,以及因果关系的确认,对专利恶意诉讼进行探讨,并提出遏制专利恶意诉讼的相关措施,为企业规避恶意诉讼提供理论依据。     

论民事恶意诉讼行为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我国佘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权利意识不断强化。在公民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增强的同时，公民借助诉讼这一合法的外在彤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强化”。实践中民事恶意诉讼现象日益严重，但由于立法上的缺位，对民事恶意诉讼没有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对受害人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救济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民事恶意诉讼。长此以往。必将极大的损害司法权威。本文从民事恶意诉讼产生的原因，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分析。对杜绝恶意诉讼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有助于这一难题的解决。     

诱发企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原因与应对策略

近年来,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诸多案例表明,企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往往是由一些潜在的干扰企业和谐发展的负面因素导致,影响了企业的和谐发展.文章提出应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全面策划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建立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跟踪、预警与监控机制;直接面对恶意诉讼,善于发现"侵权"诉讼中的隐性瑕疵;强化法制建设,遏制恶意侵权诉讼,完善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和谐保护机制,推进企业和谐发展.     

银行打官司省钱有方

集中诉讼。对于在银行系统内多头贷款形成不良的企业,应通过债权转让程序,由所属二级分行(或一级分行)将这些贷款合并到一起集中提起诉讼。这样,易引起受理法院和社会的重视,有利于公正司法,同时可避免若干个案导致法院与律师收费相对昂贵而增加诉讼成本。 连带诉讼。应利用“连带诉讼”的法律规定,在贷款逾期后对贷款企业和保证人一同提起诉讼,向法院全面列明案件当事人或者要求人民法院追加漏掉的其他当事人(被告的增加并不导致诉讼费用的增     

论判定共同必要诉讼的理论基础和司法建议——以“合同拟制共有股权”的转让纠纷为例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共同诉讼标的系必要共同诉讼的判定标准,其实体法在于对案件的实体结果必须做统一判决,即需要合一确定。必要共同诉讼以是否需要全体当事人全部参加诉讼作为标准,可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在必须做统一判决的前提下,"共同诉讼标的"不应仅限于指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同一或共同,还应包括"生活事实、纠纷事实"的共通。在股权转让交易中,存在转让方虽为复数,但是根据交易目的其持有的股权必须一并转让,该情况本文称之为"合同拟制共有股权",对于此类转让纠纷应以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模型来作为纠纷处理的机制。     

小额诉讼研究与中国的立法选择

近年来,我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处理大量涌现的社会纠纷,我国不断扩大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许多地区的法院也对简易程序进行了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小额纠纷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多,比如人们的日常消费领域,这些领域的纠纷有多发性、标的金额小、涉及范围广的特点,人们在想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往往会因诉讼成本过高而止步,由此只能不情愿地接受商家的不负责给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失。而传统的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已经不能满足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一种比民事简易程序更加简化快捷的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函需引入。小额诉讼程序强调法官职权化和非证据化,这些特点能够有力地克服目前我国民事简易程序"无力化"的特点,真正发挥快速解决小额纠纷的作用。在我国目前案件数量急剧增加,诉讼周期长、效率低、积案大量出现的时期,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并吸收这一优秀制度成果,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小额诉讼制度,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的效益化。     

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创新与地位——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

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司法审判机关,在各种案件审理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案件,需要法院改变以前的审理方式,尤其是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这类案件时,更需要完备的审理模式。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环境公益诉讼明确规定在其中,在这一定程度上相应的要求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有专门的一套程序,但目前我国各地法院仍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交由民事法庭审理,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涉及的专业型较强,问题复杂多样,同时各位法官的专业水平有限,故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审理环境污染案件。因此有必要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重新界定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与地位。     

行政不作为案件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往往从行政作为角度设计诉讼制度和规范审判活动,而行政不作为的诉讼规范则以＂特例＂加以规定。不可否认,行政不作为案件与行政作为案件有很多共性,在没有特例规定的情况下,都可以共同适用有关诉讼规范。但行政不作为毕竟有别于行政作为行为,有些能够适用于行政作为案件的规范不能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完全照搬适用。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期间

在民事诉讼中,存在着诉讼期间。所谓诉讼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或及他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行为的期限和期日。民事诉讼期间按其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法律直接规定、人民法院指定。法定期间,是由法律条文规定的诉讼期间。将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具体诉讼行为的时间规定在相关法律条文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完成该行为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间、对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期间、申请执行的期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等等。法律的严肃性决定了法定期间具有不可变更性。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延长或缩短法律规定的期限时间。指定期间,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职权指定完成某项具体诉讼行为的期间。指定期间是相对于法定期间而言的,是法定期间的补充。与法定期间略有不同的是指定期间具有一定程序的可变更性。比如,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原告在限定的期间内补正起诉状的缺欠;指定原告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期限等等,都属于指定期间。倘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在指定的期间内完成规定的诉讼行为时,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可以申请延长。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作出决定改变原来指定的期间,重新指定诉讼期间。     

贵州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与启发

贵州省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试点地区之一,不仅是因为贵州省陆续审理了多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还因为贵州省的环保意识一直位列全国前列。对贵州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分析研究,能反映出贵州省开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的可借鉴性,对于建构全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但在贵州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较好发展中,也暴露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受案范围、诉讼费用以及司法专业化方面存在的缺陷。     

从一则工程案例看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在实践中的作用

近几年来,法院受理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此类案件专业性强、争议多、案情复杂,审理难度相对较大,而绝大多数案件还需历经工程造价司法鉴定这一步骤。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作为一种独立证据,是工程造价纠纷案调解和判决的重要依据,在建筑工程诉讼     

MP3引发的“知识产权诉讼大战”

一个小小的MP3播放器,竟然引发了一场涉及20多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大战”。深圳市汤姆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汤姆逊公司”)状告22家企业侵犯其拥有的两项MP3专利权的案件,3月27日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律界人士称,一家公司同时起诉20余家单位侵权,创下了国内专利侵权案     

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立法争议之思考

本文认为小额诉讼制度是基层法院的小额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采取一系列简易迅捷的手段审理标的额较小或权利轻微案件的独立诉讼制度。在推行小额诉讼制度之初,其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金钱给付类的财产纠纷;在地域管辖上,对小额诉讼案件可以以"原告就被告"为一般原则,以一些条件为例外;采用法院强制适用和当事人选择适用相结合的方式,高效审理案件,并当庭宣判。一审终审制度下,如果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则采取再审方式救济为宜。     

贾平凹：我与《1号贪官》无关

日前，甘肃作家陈玉福在起诉李昀名誉侵权案（正在审理中）后．又将著名作家贾平凹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兰州图书市场上有本《1号贪官》与陈玉福的《1号专案组》内容上有七成一致，而该书的署名则是贾平凹。 收到传票后的贾平凹十分惊诧和气愤。这是恶意诉讼．还是恶意炒作？     

2006年度10大知识产权案件

有人说，世界未来的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知识产权名义进行的“世界大战”硝烟已经弥漫在中外企业之间。而且愈演愈烈。这其中。既有国际巨头状告中国企业取得成功的官司。也不乏中国企业叫板海外企业并大获全胜的案例。它们考验着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也考验着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与行动。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企业也已经开始习惯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基本的竞争策略。并在交锋中对游戏规则更加理解。应对技巧也更加娴熟。这些案例其实是对保护知识产权最好的普及。在4月26日第七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本刊推出“2006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件”的初衷也正在于此。[编者按]     

试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以美国集团诉讼为参照

当前我国的群体性诉讼日益增多，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保护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的需求。而集团诉讼是一种减少诉讼成本的诉讼制度，有利于将人数众多的弱小一方组织起来，共同对抗大公司和垄断财团。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利于有效地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利。     

14年同工不同酬 75名“集体工”诉大唐电厂

这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国内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劳动者要求同工同酬待遇的劳动仲裁和诉讼案件。而案件背后牵扯出的是“全民工”、“集体工”等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