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增发认购方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定向增发是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以定向增发认购方式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定向增发以现金方式认购能够提高企业价值,而以资产方式认购会毁损企业价值;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以现金方式认购优于以资产方式认购。     

大股东控制下的定向增发和财富转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及其价值影响,以探求定向增发是否是上市公司的控股大股东进行财富转移的一种工具。研究发现: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是影响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重要因素,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折价水平和大股东认购比例共同决定了大股东是否从上市公司转移财富及其转移财富的多寡。本文结论对投资者投资决策,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定向增发监管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股东控制与定向增发折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以及大股东的认购比例和认购方式等因素对定向增发折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进行隐性增持,进一步巩固了控制权地位,为将来的“掏空”行为创造了条件;定向增发普遍具有低价发行的偏好;定向增发折价率与大股东参与认购程度显著正相关,与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分离程度显著正相关;大股东以资产认购时的折价率显著高于现金认购;大股东的低价增发和隐性增持侵害了小股东的权益.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基于投资者异质信念视角

本文以2006-2011年在沪深两市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在全流通背景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机构投资者增发新股;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定向增发规模负相关;当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利用资产认购新增股份。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为金融理论在企业融资特别是增发融资方面的研究视野。     

定向增发、代理冲突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以2006-2010年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事件为样本,系统研究了定向增发过程中大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问题.实证研究发现:面向大股东发行的折价率最高,面向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折价率居中,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折价率最低.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提高了股权集中度,进一步巩固了控制权地位,通过低价发行侵占了中小投资者权益.降低大股东的认购比例、降低资产认购比例、降低增发后与增发前股权集中度之差、减少增发规模、提高公司规模可以有效地制衡大股东在定向增发过程中侵害中小投资者的程度.提高增发前的股权集中度、聘请“十大”券商作为主承销商、改善治理环境、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机构都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作用.     

我国A股市场增发资金使用效率实证研究

增发是目前国际证券市场再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增发对上市公司中长期业绩的影响也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考察了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增发后业绩的中长期变化及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增发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长期业绩下降，增发并没有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显著的变化。     

定向增发与上市公司长期业绩下滑

本文以2006-2009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事件为研究样本,从经营业绩的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后的长期业绩状况。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的长期业绩呈上升趋势,在定向增发实施当年达到峰值,随后在增发后出现下滑趋势,特别是定向增发后一年内的下降幅度在统计上显著为负。本文从盈余管理假说、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发行对象类别等角度检验了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后长期经营业绩下滑的影响因素,发现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和自由现金流水平、定向增发后的过度投资以及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认购是造成定向增发后长期经营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后的财务表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定向增发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首选方式,部分投资者甚至将定向增发后的财务表现过分"神话",认为其本质上具有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特征。本文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深入探讨这种追捧行为是否理性。一方面,本文简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定向增发对经营绩效、对股东财富与业绩表现、股价表现与资金配置、对大股东与小股东利益协同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后短期内的经营绩效并无显著变化,但对于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其绩效改善程度强于没有大股东参与的情况。     

利益输送、信息不对称与定向增发折价

定向增发作为资本市场权益再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已日益受到监管层、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重视。本文研究了定向增发折价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问的信息不对称是定向增发折价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发现,当大股东购买定向增发股票的比例与其在增发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差额越大时,增发折价也越高,并且增发价格相对于基准价格的溢价越低。这一结果表明,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实现了以较低的对价稀释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后者的利益。此外,与国外的研究一致,定向增发的折价还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成正比,即当不对称的程度越高时,增发的折价也越高。     

关于定向增发折价率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定向增发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最主要方式,在增发过程中会给予参与认购的投资者一定的折扣率,本文对关于定向增发折扣率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在国外学者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是如何进行吸收、微创新从而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我国特殊的定向增发环境.     

非正当性定向增发的双重规制路径——兼析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策略

不同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定向增发属于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对于上市公司解决流动资金短缺、实现扩股增资、优化资产重组和并购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中定向增发牵涉到的高额利益输送、大股东压制小股东等公司法冲突问题亟待法律调整和规制。在重构监管思路的市场观念之下,可结合美国私募发行的法律规则,从发行人与认购人两个维度来扩展法律规制的边界,实现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有力保护。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分析

定向增发降低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门槛,也是兼并收购及反向并购的有效工具。定向增发中会出现融资权力过于集中于董事会、定向增发管理过于宽松、认购资产质量良莠不齐、增发价格易被操控等问题。为此,提出约束规范董事会在定向增发中的作用及行为,严格管控定向增发,把握好增发中资产质量问题等建议。     

定向增发、资金占用与利益输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6年5月8日-2010年12月31日的沪深两市286家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与增发后公司资金占用的问题。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大股东未参与定向增发的公司而言,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公司在增发后资金占用更加严重。同时本文还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之后的每年",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后公司资金占用的增长率每一年都显著增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定向增发后通过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实施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     

定向增发的法律界定与规制路径——兼谈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策略

不同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的融资模式,定向增发属于再融资途径,对于解决流动资金短缺、实现扩股增资、参与公司重组和并购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定向增发往往牵涉到的高额利益输送、大股东压迫小股东等问题亟待法律调整和规制.在重构监管思路的市场观念之下,宜借鉴美国私募发行的法律规则,从发行人与认购人两个维度扩展法律规制的边界,实现对中小股东的有力保护.     

关于定向增发时机选择的探究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的比较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股权再融资方式是定向增发,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很少考虑企业自身的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决定定向增发的终止和实施,具有显著的时机选择倾向。本文从政府监管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有利于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的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发展能力状况的实证研究

配股和增发新股是股权再融资的两种主要方式。相比较而言,配股的资本成本要低于增发新股,而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再融资时都倾向于选择资本成本较高的增发新股方式;而且在股权再融资之后,公司的发展能力出现了下滑现象。这两种现象,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之中一直都是财务之谜。本文通过选取2006年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即以2005年~2010年的报表数据作为样本,验证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的上市公司是否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财务之谜。通过指标衡量公司发展能力,采用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法测量哪些因素对公司发展能力的影响较为重大,从而提出改进意见,以期对我国上市股权再融资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于业绩门槛监管下增发的长期表现:来自中国公开增发市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中国证监会通过设定基于业绩门槛的要求,严格控制市场的股权再融资规模。本文对1998至2010年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后的市场表现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与匹配的基准相比,我国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成熟市场中较为普遍的增发后弱势表现。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开增发后的超额收益与公司增发之前的ROE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基于ROE的业绩门槛有助于识别增发公司质量。     

基于业绩门槛监管下增发的长期表现:来自中国公开增发市场的证据

中国证监会通过设定基于业绩门槛的要求,严格控制市场的股权再融资规模。本文对1998至2010年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后的市场表现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与匹配的基准相比,我国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成熟市场中较为普遍的增发后弱势表现。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开增发后的超额收益与公司增发之前的ROE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基于ROE的业绩门槛有助于识别增发公司质量。     

信息不对称、研发支出与关联股东认购定向增发股份——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3年至2015年间公告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与关联股东认购定向增发新股股份的关系。研究发现,定向增发新股公司研发支出的强度越大,关联股东认购本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例越高;定向增发新股公司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越大,关联股东认购的比例越高;并且当定向增发新股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时,定向增发新股公司研发支出的强度、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与关联股东认购本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这一研究反映了我国会计准则中关于研发费用的处理仍然存在缺陷,并揭示了关联股东利用研发费用的资本化与费用化达到低价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定向增发新股股份的现象。     

国有企业资产注入型定向增发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证券市场出现了大股东以定向增发形式进行资产注入的热潮。本文通过对2007年到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资产注入型定向增发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国有企业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后公司业绩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