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拉动还是金融推动?

运用中国30个省区在2003—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市场与政府控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与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深度则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政府的控制作用可能被已有文献高估。同时实证经验表明,金融市场是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实施的重要渠道。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利用扩张的贷款投放总量来扩大对外投资的政策可能并不会有效,完善的竞争性金融市场更为重要。     

对外援助、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视角，利用2004—2017年跨国数据分析对外援助、受援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敲门砖”和“助推器”，中国以发展援助作为政策工具引导对高风险国家的直接投资，利用对外援助为受援国提供公共产品。制度质量对援助促进受援国获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受援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对于援助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腐败控制、法治程度和政府工作效率会降低援助对中国投资的拉动效果。     

新中国70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理论逻辑与政策体系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个阶段,即艰难探索、尝试发展、调整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历程及其政策演变发现：动因变迁深刻影响区位与行业变迁、制度创新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有的驱动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成功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同时,根据实践历程与理论探讨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结构图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增强政府与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     

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调整,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有利杠杆,对鼓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在分析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优化政策的思路。     

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调整,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有利杠杆,对鼓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在分析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优化政策的思路。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形势及对策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的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具备了对我直接投资的条件。本文从充分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条件，并对政府和企业如何在新形势下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提议。     

入世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演变

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外资政策也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正在从吸引外资的政策方向逐渐朝促进对外投资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策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并对未来的政策进行一些初步展望。     

主权财富基金、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金融稳定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首先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成为财政政策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的协调,其投资对稳定汇率有一定作用;主权财富基金有利于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对于本国以及投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偏好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资产风险-收益组合的影响、对股票风险溢价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稳定力量。总体来看,主权财富基金对内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约束研究

本文以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为模板,改进OLI折衷模型,引入"母国约束",在总结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潜在的动因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然后,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政策措施,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据此设定若干假设并一一进行了验证。同时,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出发,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影响。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23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三方面选取了11个变量,通过对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筛选出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的区位选择路径.结论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GDP、外资政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首先考虑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东道国;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减轻企业获取能源开采经营权的阻力;最后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争取有利的优惠政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5年东道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的宏观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程度并不同。在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经济环境理论基础上,本文以各国的进出口、GDP及人均GDP、双边距离、能源为主要解释变量,运用2006～2015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境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反馈效应及传导路径——来自我国1990-2008的证据

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及传导路径,基于我国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就业水平、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五个层面,利用1990～200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推动作用客观存在,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是由于现阶段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其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反馈影响并不显著。由此,针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欧美直接投资趋势：比较分析

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峰值。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下降,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美直接投资减少。2018年中国对美国与欧盟的直接投资规模出现较大差距。这里既有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有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回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促进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各自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更体现在整合全球知识资源的能力上.我国正从以吸收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本文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现状的基础上,借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对中国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促进效用的作用机理.最后,本文为中国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影响

本文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并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碳排放影响浅析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对外直接投资以扩大海外市场或者降低成本。但同时在国内,环境条件日益恶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可以说,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节能减排"的两座大山,迫切需要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因此,本文旨在从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二氧化碳排放量入手,了解国内碳排放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碳排放效应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方向,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政府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制定比较科学的对外投资战略,化解不利因素,对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对外投资税收：问题及对策

2008年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新机遇。税收既是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工具,又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试从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危与机入手,分析后危机时代对中国对外投资税收的新要求,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税收的对策和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研究着眼点,阐述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概况,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从整体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双边贸易合作、东道国市场 潜能、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共同影响,驳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掠夺资源为导向的不实之 词;从分地区来看,中国对中亚、西亚直接投资更受到自然资源因素影响,对东南亚直接投资 注重双边贸易合作与东道国市场潜能,对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直接投资则是综合考虑双边贸 易合作、东道国市场潜能、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劳动力禀赋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