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OFDI技术寻求动机与出口强度——浙江跨国企业的证据

强调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富有政策含义。在探讨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出口强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把浙江OFDI企业与东道国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究其影响途径,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然而,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同时,OFDI面临竞争性的加强也会降低企业利润率;(3)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与年龄等分组研究结果表明: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研究可以为浙江实施OFDI拉动出口提供现实借鉴,也可以为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地方视角的微观证据。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能改善微观绩效吗——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分析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国并购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有逐年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两个方面细分考察异质性跨国并购微观绩效的差异,发现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大中型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但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当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FDI态度更加友善、制度水平高于母国时,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最后特别关注了跨国并购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动态系统GMM方法再次验证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客观评价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     

OFDI知识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21年上市企业专利数据,研究OFDI知识溢出对国内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OFDI及非OFDI企业知识溢出对国内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均具有促进作用;OFDI企业实用新型专利知识溢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发明专利知识溢出的创新激励效应则逊于非OFDI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吸收能力、供应商集中度及知识产权保护均显著挤占OFDI企业发明专利知识溢出的创新激励效应。     

技术势差、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

在中国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外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获取逆向技术外溢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现实路径,具体考察技术势差的变化对这一技术溢出过程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内外技术势差的减小显著促进了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技术势差的缩小有利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采用2007~2013年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强;相比于传统电子制造业,对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更好。为此,本文作者提出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寻求技术、扶持产业内大型企业集团、注重提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实施差别化OFDI战略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和迭代式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但与企业的迭代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该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海外经历强化了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对行业层面的创新绩效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是OFDI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本文研究结论可为高技术制造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支持与政策依据。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国际负面舆论的困扰,如何有效破解国际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批量抓取2010-2018年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主流新闻媒体的50多万份涉华报道,量化和构建涉华舆论偏向指数,实证研究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在当期显著.(2)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但显著抑制了资源能源类、环境敏感类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3)东道国政府换届并没有加剧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改善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不利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双边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高层互访频率增加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识别、规避和减轻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的不利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利润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200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传导渠道及其调节机制.估计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且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地区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轻污染地区企业更易受政策驱动,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管制严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会缩减企业利润,但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故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由二者共同驱动,且创新驱动大于利润驱动;地区环境立法和执法越严格,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研究结论厘清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对有关部门制定环保政策和合理配置资本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