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专利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吗?

选取2008—2020年303家中国商业银行与专利数据库的年度匹配数据,从金融科技专利数量及质量视角出发,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与其盈利能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提升均能显著提高银行盈利能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获客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银行金融科技专利能够通过影响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及表外业务的获客能力进而对其盈利水平产生积极作用。拓展分析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专利能够进一步提升贷款企业的绩效水平,对实体经济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且银行盈利能力能够对二者间的影响效应起到促进作用。为持续增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专利带来的盈利效应,从同步提升科技专利数量与质量、坚持维护客户金融健康服务理念、着力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发展格局下管理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基于战略激进度和金融错配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动态能力和资源配置理论，构建主效应和边界机制的双重固定效应验证模型，实证检验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管理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在进行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受到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正向调节及金融错配的负向调节；企业竞争优势在管理创新与可持续增长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管理创新促进可持续增长作用更显著，管理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异质性效应。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     

儒家文化降低企业内收入不平等了吗——基于区域信任度与公平感的视角

在我国不断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收入公平分配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内收入分配均衡并提供有益的启示？文章首先对儒家文化所产生的企业内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基于 2007-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准确测算,同时手工整理出唐代至清末存在过的书院位置信息与数量,并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位置匹配以表征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最后,综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区域信任度和公平感则越强,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抑制效应”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和民营企业中表现不明显,并且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减弱。研究结论从正面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为缩小贫富差距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推动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竞争性负债

本文构建纳入利用互联网平台理财的金融科技部门的存款市场竞争模型,结合经验分析探究平台理财的迅速发展如何影响传统商业银行存款规模。结果显示,外部金融科技部门扩张对商业银行存款类负债的影响存在两种互斥效应——部门间替代效应以及存款和平台理财市场的整体财富效应。当商业银行部门内竞争不足时,跨部门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抑制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增长。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的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平均意义而言,金融科技发展并不影响商业银行存款规模增长。然而,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正在显著改变中国地区层面商业银行存款分布和增长趋势,一地商业银行竞争越不充分,当地银行存款增速越低。同时,金融科技发展显著提升当地平台理财之于银行存款的相对规模和相对增速。本文就规范和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和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提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动态优化与企业融资约束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渐进 DID 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动态描绘并检验了持续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企业性质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政策可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智慧化中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农业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农业智慧化水平指标,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智慧农业发展;从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经营规模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金融科技的区域碳减排效应

推动经济社会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发展与区域碳减排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碳排放，在使用工具变量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降低区域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在环境政策越宽松、金融发展水平较落后以及市场化进程较缓慢的地区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赋能”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

利用2013—2019年银行数据，通过文本挖掘法构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银行所在地人力资本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有助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影响路径影响银行金融科技发展。首先，人力资本通过为银行提供服务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发挥直接促进作用；其次，人力资本通过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发挥间接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基于研究结论，为加快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出对策建议。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东部地区、未开通高铁城市、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适度的城市蔓延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过度的城市蔓延则会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蔓延边界、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蔓延调控策略以及加强城市间城市蔓延调控的协同效应等对策建议,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