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 明确村级组织承担事项 助推基层减负增效

渝北区聚焦村级组织减负增效,通过建立自治清单、协助清单、负面清单、证明清单“四张清单”制度,厘清了村级组织工作范畴,明确了基层工作权责,解决村级组织工作事项多、考核评比多、机构挂牌多、盖章证明多等问题,实现了“松绑减压”提效能、高效服务谋发展、多元共治促和谐的目标,打造了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和村民自治互动的良好乡村治理格局。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 “六事”治理方式实现全要素联动共治

<正>蕉岭县通过“一个支部管事”强化核心引领,“一张清单明事”健全权责体系,“一套机制议事”构建协商机制,“一个地方说事”畅通民意表达,“一种方法评事”引导村风家风,“一个模式强事”激活发展动能,搭建产治联动的乡村治理体系,有效破解了山区乡村内生动能不足、治理与发展脱节的难题。     

广东省汕头市 建立村级小清单 赋能乡村治理“大智惠”

近几年,汕头市致力“为村组织赋能、让村（居）民受惠”,积极探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村级事务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村务公开清单,有效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减轻村组织负担、推动干部履行职责、确保村民知情权、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创新实践乡村治理“智惠”路径。     

“四单四图”带来乡村治理的“两减两增”

<正>江苏省宿迁市城南社区是一个传统散居村庄和农房改善集中居住区并存的多村融合型新型农村社区。2022年以来,城南社区创新运用“清单制”和三个“一张图”典型方式,以编制服务清单、履职清单、积分清单、新风清单和事项办理流程图、事项准入程序图、赋分兑换运行图、移风易俗操办图等“四单四图”,实现减村居本职以外负担、减群众人情消费负担、增村居公共服务效能、增群众参与自治效能的“两减两增”目标,努力建设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展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江苏省昆山市 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五个一”推动百村共治

昆山市深入实施百村共治工程,探索开展“五个一”行动,打造了一个“海棠花红”品牌、一套小微权力清单、一项民主议事机制、一项美丽庭院行动、一个村务公开平台,切实转变治理理念,积极推动乡村治理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 网格化党建+四张清单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面对乡村治理新常态，漕泾镇实施“网格化党建+四张清单”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在党建引领下实施程序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清单、考核清单，充分发挥“清单”优势，抓住“制度、责任、行动”3个关键要素，形成闭环协同的基层网格化党建工作体系，始终以“百米冲刺”的精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五力齐发”绘就“和美学富”新画卷

<正>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日前获得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荣誉称号。盐都区学富镇把“塑形、铸魂、凝心”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体系，“五力”齐发，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努力打造乡村治理“学富样板”。强化政治引领，凝聚乡村治理向心力。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的“主心骨”。学富镇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采取“党建+网格”治理模式，把支部建到网格中，建立“党员示范户+网格员+巷道长+志愿者”服务微网格，帮助群众解决各类急难愁盼问题。     

浙江省衢州市 “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提升治理效能

衢州市作为浙江省“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试点先行市,通过重构县乡权责关系、推进事项集成联办、下沉资源力量、优化平台建设,有效破解权责匹配难、资源下沉难、县乡协同难等问题,全力打造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衢州样板。     

农村基层微权力监督路径和策略研究——以北京为例

开展农村基层微权力监督十分必要,只有监督才可以加强党建引领,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夯实政治根基,稳定基层秩序,有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采用权力清单方式加强监督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需要做好制度设计,通过建立差异化微权力清单,织密农村微权力监察监督网,同时确定三大监督重点,填补制度漏洞,健全"四议两公开"工作制度,规范农村微权力运行,打好监督"组合拳",形成多方合力。以北京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探讨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对身兼"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双重角色的村干部进行监督,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江西省南昌县 “四民”融合促进治理有效

<正>农民群众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改善民生和增进人民福祉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的。南昌县在乡村治理中将“民心、民生、民安、民风”系统考虑、深度融合,以“三化三联”聚民心、多措并举保民安、真抓实干促民生、守正出新淳民风,促进了乡村治理战斗力、保障力、源动力和引领力不断提升,探索出具有南昌县特色的乡村治理新途径。     

浙江德清“乡贤参事”与象山“村民说事”的模式比较

<正>“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的乡村治理实践在前几年已取得很大成效,可以应对早期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低效能、空心化、法治边缘化等问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系统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自治”与“法治”双规运行,但缺少协商机制,难以合并渠道,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制定五级书记责任清单 压实乡村振兴工作责任——访浙江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王通林

<正>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坚持“书记抓、抓书记”。日前，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清单（试行）》（简称《责任清单》），为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了一套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聚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本刊就《责任清单》的出台背景、关键举措等相关问题采访浙江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王通林。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奏响和美金庄“1+4+1”乡村善治幸福曲

<正>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金庄社区近年来以党建引领、“四治”融合、产业振兴，成功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难题，探出一条“1+4+1”乡村善治“金庄之路”，奏出和美金庄“幸福曲”。2022年，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103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31元，分别增长18.6%、10.2%。荣获省级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社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社区等称号。织密党员“先锋网”，联起社区发展“大小事”织密党员“先锋网”。配强领头雁，将“一懂两爱”、能引领致富的5名年轻党员选入社区党总支班子。辖8个党支部，112名党员分为19个党员微网格，构建“党总支-党支部-党员微网格”三级联动组织体系。     

上海市推进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实践与思考

<正>乡村治理积分制是近些年来在乡村治理中积极运用的一种治理方式。也就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民主程序,将乡村治理各项事务转化为数量化指标,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最早运用于乡村治理是作为一种扶贫举措提出来的,2020年起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广运用。积分制作为一种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举措,十分切合农村实际,且简单易行,将村民心中所感、眼中所见转化为具体分值,让乡村治理由“无形”变“有形”,使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模糊感觉变为精确赋分,让大家的共识显性化,通过“小积分”解决了“大问题”。积分制在各地不断应用,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为解决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村干部缺少治理工作抓手的问题,上海市也开展了乡村治理积分制的相关工作。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驻村包村干部联动发力 激活乡村治理新动能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驻村包村干部为乡村治理抓手,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整合村级组织、农民群众、社会服务等各方力量,强化“三方联动”“三治融合”“三力齐发”的“3个三”模式,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对象上破题,探索乡村治理新做法,针对性破解乡村治理难点堵点问题,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清单管理的制度逻辑

研究目的：通过考察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和清单管理的制度文本和社会实践,揭示宅基地盘活利用清单管理的整体制度逻辑。研究方法：法律社会学和行政管理学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结果：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政策内涵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清单管理的政策内涵是实施技术治理的科学理性,转变政府职能,清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宅基地盘活利用偏重于私权保护,对管理负外部性和提供公共服务等公权问题重视不足。清单管理存在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之间内在逻辑不统一的问题。宅基地盘活利用清单管理需要构建一个统一协调、科学理性的内在制度逻辑。研究结论：三张清单是宅基地盘活利用中界定市场与政府边界的重要制度工具。宅基地盘活利用权力清单着眼于构建有限政府,其适合的理想构造型式为“权力追责”型;责任清单着眼于构建责任政府,其适合的理想构造型式为“职责追责”型;负面清单着眼于构建有效市场,其适合的理想构造型式为“分立耦合”型。宅基地盘活利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与负面清单的禁入行为和限入行为清单相衔接,权力清单的事前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和公共服务事项需要分别与责任清单进行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