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新冠疫情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或将成为激发企业创新持续性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从双元创新的视角对创新持续性进行维度拓展,引入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和调节变量政府研发补助,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双元创新持续性的理论模型。基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08-2021年中国A股312家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型创新持续性和利用型创新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双元创新持续性的重要路径;政府研发补助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知识整合能力的积极影响。研究拓展了创新持续性的研究维度,补充了创新持续性的数字化前因,为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挖掘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企业的财务绩效,对低成本战略的实施具有正向作用,实施低成本战略同样可以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且低成本战略在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财务绩效中起中介作用。因此,企业要依托自身的竞争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相互融合,优化生产流程,充分发挥低成本战略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吗

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研究。本文基于2008-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利能力，有效缓解了市场不确定性与现金流预期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本文研究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边界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企业加快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政府部门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全面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梳理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八个特征事实，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主板上市企业、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 2013-2019 年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2）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在管理持股比例较高、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公司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显著。（3）外部监督中，审计机构为非国际四大事务所的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而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对上市公司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约束作用。（4）从公司性质的角度，非国有企业和制造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结论在使用双重差分法和滞后期解释变量控制内生性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丰富了研究数字化转型过程的相关文献，同时为资本市场监管机构提供了一定的建议。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ESG责任表现吗?——基于MSCI指数的经验研究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和感知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履行ESG责任创造了基础条件。本文以2016—2021年入选明晟（MSCI）ESG评级的31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数据库,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其ESG责任表现。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1%,促进企业ESG责任表现提高0.096%。其中,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每提高1%,促使企业ESG责任表现分别提高0.114%和0.080%,数字化战略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公司治理责任表现影响最大,对环境责任表现影响最小。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信息互动和财务绩效三种渠道对ESG责任表现发挥了间接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责任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低碳企业、国有企业、消费型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ESG责任和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角色理论视角

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借助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履历数据，分析了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重点讨论了两者的边界条件。研究表明：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行为整合框架下，CEO职业背景、CEO-TMT交互和CEO权力均正向调节两者关系，经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阻碍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流，从而抑制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的转化；基于知识基础观发现，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促进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变革下高层管理团队准确理解并正确履行自身角色和职能提供借鉴。     

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工程机械23家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工程机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采用两套指标体系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实证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在影响工程机械企业转型升级的内部因素中,营销能力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最大,资金能力对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存在正向影响,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不稳定;在影响工程机械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因素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行业集中度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既不稳定也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工程机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