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微观层面中国企业数据,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汇率水平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成本效应"对中国企业是相互抵消的。同时,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波动反而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显著的风险偏好特点。另外,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税收优惠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样本的实证研究

为减轻企业负担，中国不断推出税收优惠政策措施，有效激发了企业市场活力，文章以此为背景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文章匹配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和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构建研究样本，在测度企业税收优惠额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影响具有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区位战略上的异质性；税收优惠通过资金和效率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强度因创新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本身不同而存在差别。文章在微观上验证了税收优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优势来源，为持续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故事”

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成为东道国政府与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尤其是外汇储备投资回报低下。中国企业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逐步从获取战略资产到提高生产效率再到占领当地市场。文章建议,一是考虑尽快取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二是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宜审慎并有选择性;三是应更多地鼓励能够帮助国内产业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四是政府功能要从管制转向提供服务与保护。     

农村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基于千村调查的经验研究

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强,不可避免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文章在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关系,并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资料,实证检验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特征变化和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非农就业不稳定的推力作用和与家人团聚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率最高,达到47.2%。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普遍高于非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的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促进效应,而兼业和务农的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抑制效应,这意味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并非一定会选择农业生产,也可能选择在更小的地理半径内从事非农就业,并且长期外出从事技术工的经历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回流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虽然回流劳动力更倾向非农就业,但回流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使得兼业和纯务农的比例增加,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呈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社会网络也是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地转出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非农就业的政策合力上存在部分抵消,对农地转出产生了抑制作用。文章为农地流转进程缓慢提供了新的解释,推进农地流转需要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新变化,同时兼顾各层级政策目标的衔接性。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与出口的比较分析

与大规模的出口和FDI的吸收相比,中国OFDI还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基于企业对外出口与直接投资的模型分析,考察东道国生产的固定成本、工资水平、市场规模以及跨国间贸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中国与29个国家(地区)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要实现对外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还尚待时日,企业应该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进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政府需要在构建与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加以支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流转是实现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是当前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文章基于对盐城大丰市的实地调研,针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分析,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农户转出土地主要因素是家庭成员的外出打工比例,影响农户流入土地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中务农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相应地提出促进土地流转的有关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地流转提供参考意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出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经过对中国全国范围内及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正相关,而最近8年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呈微弱负相关,其余省份为正相关。文章提出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并加强适龄劳动力可就业能力培养,以进一步减小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区域差异。     

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会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关联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企业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短、债务水平和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总部所在省份GDP较高时,其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文章拓展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更有效地发挥母国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以及增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用到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文章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影响服务业OFDI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服务企业OFDI不存在明显的跟随本国客户的特征;另外,中国服务企业OFDI呈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不具有经济优势的前提下也同样会开展OFDI,这与发展中国家OFDI的实践是一致的。     

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的困难与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实困难是缺少世界级企业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和地区分布和行业结构不合理但也有比较优势:一是技术适应性强和小规模优势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必须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选择规模型企业,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合理输出产业,分层发展。     

行业要素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对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信息进行匹配,实证结果发现: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分行业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具有一致性;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还显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利润率越高、规模越大、年龄越大且具有出口经验,所在行业的外资占比则越低、集中度越高,对外投资概率也越大。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关联分析

农村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实现劳动力的高效转移,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文章从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联系出发,分析了劳动力转移中兼业经营降低了土地流转效率、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劳动力转移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劳动力转移、创新农地流转机制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了母公司的员工结构?

文章利用2011~2016年614家对外投资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员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数量都有所增加且具有滞后性,其中生产人员的数量增长更快,非生产人员数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销售、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增加。进一步区分样本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促进了母公司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数量的增长,但只有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外投资导致了员工结构的改善。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既能够增加国内低技能、廉价的生产人员就业,缓解一部分就业压力,又能够增加高技能、稀缺的非生产人员就业,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但由于生产人员数量的增加更快,母公司员工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