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门槛、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光伏企业创新能力

文章利用7家典型上市光伏公司的数据,采用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研发资金投入与研发劳动投入为门槛变量,研究OFDI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有较明显的研发投入单一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和劳动投入的企业,OFDI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当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劳动投入越过这一门槛值后,OFDI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长三角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基于吸收能力的PSTR模型检验

文章利用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度等吸收能力变量分别作为转换变量,采用包含外生控制变量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检验了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上述吸收能力变量均存在单一门槛,当吸收能力变量跨越各自的门槛值并使得PSTR模型趋于高体制时,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对应于不同的吸收能力变量,跨越各自门槛值的样本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对外开放度和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两个吸收能力变量,但跨越各自门槛的样本比例较低;随着吸收能力变量水平的连续增加,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也在持续增强,OFDI和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     

长三角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基于吸收能力的PSTR模型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2007～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度等吸收能力变量分别作为转换变量,采用包含外生控制变量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检验了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上述吸收能力变量均存在单一门槛,当吸收能力变量跨越各自的门槛值并使得PSTR模型趋于高体制时,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对应于不同的吸收能力变量,跨越各自门槛值的样本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对外开放度和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两个吸收能力变量,但跨越各自门槛的样本比例较低;随着吸收能力变量水平的连续增加,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也在持续增强,OFDI和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中国的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环境规制产生的技术溢出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作用,其中由于中国吸收能力较差使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而环境规制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它们的不同区间内,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且通过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的各模型中,环境规制始终有利于进口贸易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但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当环境规制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不同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有所差别。     

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措施。基于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视角,利用2002-2012年的资源型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开发能力有显著的诈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增强开发能力;但是环境规制水平与技术转化能力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阻碍了技术转化能力,因此应制定有针对性地环境规制政策。基于此,针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否打破“资源诅咒”？——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自然资源依赖、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建立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基于2007年—2019年我国115个资源型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环境规制激励技术创新从而打破“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自然资源依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可作为倒逼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的技术创新;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门槛值存在差异,需要实施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在成长型资源型城市中可以彻底打破“资源诅咒”,而在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中可以削弱“资源诅咒”。对此,应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措施,发挥环境规制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合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摆脱资源依赖。     

OFDI影响国内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及其门槛效应

为了探究我国OFDI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否会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扩大内需政策产生挤出效应,本文首先利用我国2003～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十分显著的挤入效应,并且其挤入系数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的门槛面板分析则进一步发现,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OFDI及其出口规模的影响。只有OFDI跨越单一门槛值时,才能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挤入效应;而出口则存在3个门槛,出口额跨越的门槛值越高,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入效应越显著。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探讨了要素流动性在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利用2006—2018年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考察了以人力资本流动性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存在人力资本流动性的双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城市在利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关注人力资本流动的门槛效应,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对于创新中心城市而言,要注重进一步培育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创造有利于创新转化的客观环境.而对于非创新中心城市来说,可以通过提升要素流动性,增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同时改善城市创新环境.     

效率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盟7个低劳动力成本国家OFDI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的OFDI是否存在效率寻求。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具备明显的效率寻求的特征,东道国低劳动力工资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中国的OFDI技术输出型动机明显。东道国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也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作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素质对中国的OFDI影响不显著,中国的OFDI仍处于效率寻求的初始阶段。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基于南通区县数据和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南通市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南通市各地区间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阶梯式分布,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等变量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抑制作用,财政分权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环境规制监管体系、联动式环境规制网络、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运用协整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广东省技术创新产出及其影响因素和负外部性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使用额对广东省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环境规制能力对广东省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同时,科技使用额、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环境规制能力和广东省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东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会引起广东省环境规制能力变化。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基于两阶段DEA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科技创新能力是实施国家战略的支持力量,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内在推动力,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时滞效应为前提,应用动态两阶段DEA模型,将创新活动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构建两阶段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度中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高新技术企业2016—2019年的技术创新效率。结果表明：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且整体效率偏低;大部分城市存在重视技术研发而忽视成果转化的问题;研发阶段主要依赖规模经济效益,转化阶段纯技术效率的贡献率相对较高;大部分企业的创新效率有待提高。研究成果为不同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新角度。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营商环境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模型的检验

近年来,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与决策。在学界,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技术进步的关联逐渐成为热点话题,随着各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母国营商环境对二者的关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文章尝试将营商环境纳入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模型,从母国营商环境视角阐释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2004—2020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nsen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在母国营商环境的影响下,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存在"V型"关系,即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第二,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当营商环境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OFDI对技术进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临界值更大,新兴国家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第三,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替换指标和估计方法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最后进一步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进行深层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必须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增强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