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与海外企业融资效率:基于中国金融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实证分析

借鉴LLSV“法与金融学”思想,以2007 ～2017年在A股上市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为样本,通过手工整理100部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法规,文章自行构建中国“金融衍生品监管指数”(CFDRI),考察金融衍生品监管对海外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短期内金融衍生品监管与中国海外企业融资效率呈正向关系,即存在“提升作用”;...     

学非所用还是学以致用？——CEO教育经历对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8—2022年我国沪深A股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和海外留学经历三维视角实证分析CEO教育经历对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边界机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CEO呈现受教育程度高、理工科专业背景为主、工商管理专业背景为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较少等特征;CEO受教育程度高、工商管理专业背景和理工科专业背景均能显著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海外留学经历不能显著影响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外,受教育程度、工商管理专业背景和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正向影响作用仅存在于CEO和董事长两职分离的能源企业,表明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是CEO教育经历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     

商品贸易中的转让定价与税基侵蚀:来自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0~2010年海关出口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名录,在微观层面上识别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商品环节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避税,侵蚀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基。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正在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具体表现为,出口目的国税率每低于我国1%,关联交易价格会显著下降0.002%,半弹性为-0.002;(2)中国对外签署的双重征税协定对企业转让定价避税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企业转让定价避税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说转让定价避税程度更大。     

商品贸易中的转让定价与税基侵蚀:来自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2000~2010年海关出口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名录,在微观层面上识别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商品环节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避税,侵蚀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基。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正在利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具体表现为,出口目的国税率每低于我国1%,关联交易价格会显著下降0.002%,半弹性为-0.002;(2)中国对外签署的双重征税协定对企业转让定价避税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企业转让定价避税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说转让定价避税程度更大。     

加强国企金融衍生品投资的制度建设

近年国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受到重大损失的案件时有所闻,特别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家国企爆出因投资衍生品产生几十亿至上百亿的巨额亏空,引起社会对国有企业投资金融衍生品问题的高度关注,要求进一步规范国企衍生品投资活动。2009年3月24日,国资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对中央国有企业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作出严格规定,标志着规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品投资活动的制度建设工作实质性进展。     

避税天堂直接投资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年报重述视角的实证研究

年报重述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但鲜有文献从海外投资视角揭示年报重述的影响因素。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对年报重述的影响,并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视角揭示其作用机制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拥有避税天堂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发生年报重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公司的年报重述概率要比非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公司高15%以上。其原因在于,避税天堂直接投资降低了公司信息透明度、增加了公司代理成本,进而增加了公司年报重述的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对坏消息类和补充公告类年报重述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也会显著增加年报重述所涉及的领域数量和会计期间数量,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分析师关注可以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削弱避税天堂直接投资对年报重述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刻理解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在实践上为加强避税天堂投资行为的监管以及完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高管海外经历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从企业内部激励绿色创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可以通过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自信程度,以及加强环境注意力等作用机制,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促进绿色创新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企业冗余资源则会抑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行为的系列研究,为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浅析中国出口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中存在问题与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新的时期,出口企业也越来越多,外汇衍生品同时也应运而生,但还是处于发展阶段,与国外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文章分析了外汇衍生品对于出口企业的意义;外汇衍生品的套期保值避险功能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对出口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提出了外汇衍生品交易问题的对策建议。     

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角色理论视角

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借助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履历数据，分析了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重点讨论了两者的边界条件。研究表明：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行为整合框架下，CEO职业背景、CEO-TMT交互和CEO权力均正向调节两者关系，经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阻碍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流，从而抑制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的转化；基于知识基础观发现，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促进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变革下高层管理团队准确理解并正确履行自身角色和职能提供借鉴。     

CEO财务经历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的双重视角

财务行业是一个具有风险属性和资本属性的特殊行业，财务经历有助于塑造CEO良好的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文章基于烙印理论，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双重视角研究了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采用PSM-DID、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亦成立。具体而言，CEO财务经历主要是通过发展CEO的"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两种烙印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CEO外部薪酬差距更大、CEO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发现烙印效应可能是解释CEO财务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这为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     

新型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构成及其监管缺失研究

文章通过对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新型金融衍生产品的高风险性和监管缺失研究,认为防范新型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必须通过明确界定金融衍生品依托的基础资产标准,强化标的资产质量的基础环节监管;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将所有创造风险和掩盖风险的机构都纳入监管的范围之内;同时,应加快对新型金融衍生品风险监管技术的研究,打破分业监管职能,建立统一监管体制,做到监管技术上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高效性。     

企业海外发债与套息交易

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海外债发行的影响因素,揭示了中企海外发债中普遍存在的现金套息交易动机、材料能源类企业的存货套息交易动机以及贸易类企业的应收账款套息交易动机。研究结果拒绝了企业海外债融资的预防动机与套期保值假说,支持了企业发债行为具有套息交易动机。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异质性企业的不同外债融资模式：国内政策冲击会影响企业的海外债发行;受汇率波动影响更大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现金套息交易;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美元债发行存在更为显著的现金套息交易动机。现金和存货的套息交易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扩张,而应收账款套息交易则仅改变外汇风险暴露,不会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外汇衍生品对冲与企业价值

人民币汇改以来,不少中国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来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的外汇风险。但企业因公司治理缺陷进行衍生品投机而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况常常发生。文章对外汇衍生品使用能否增加企业价值,公司治理与企业风险管理的关系以及公司治理对外汇衍生品风险对冲效果的影响等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为我国在完善公司治理的基础上,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提供借鉴。     

双边税收协定深化是抑制跨国公司避税的“利器”吗?:基于协定修订和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双边税收协定(BTT)围绕反避税的修订与条款细则深化正逐渐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构建国际税收新格局的重要方式。文章通过拓展A-S避税模型，推演BTT深化对跨国公司避税的作用，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以2008～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BTT深化有助于抑制中国跨国公司避税，尤其是对于非国有、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区位较少的企业，以及对于向海外华人较少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该抑制作用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BTT深化通过“提升税收征管强度”而非“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渠道抑制避税。依据修订后的条款细则所构建的BTT深化指数证实了BTT深化的程度越大，越能有效抑制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此外，BTT深化产生了外部转移效应，即跨国公司将投资转移至BTT未修定的国家(地区)。文章所得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BTT条款、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规与健康发展起到督促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

以 2009-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 DID 的方法,对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研发操纵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所得结论如下：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前者通过提升企业内控质量和区域监管水平两条机制对后者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较弱和操纵动机较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缓解研发操纵对于企业专利质量和资产误定价的不利影响。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企业来说,向政府纳税是应尽义务,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存在着很强的动机去合理避税与降低税负,从而减轻企业负担。那么,与政府建立好关系是否能给企业带来降低税负的好处呢?本文以2004-2009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企业会有更大程度的避税行为,企业的避税行为能够提高公司价值,在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避税程度越大的企业,公司价值越好,但在税制改革之后,这种影响变得不那么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及经济后果。     

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杠杆操纵：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去杠杆”政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去杠杆压力可能诱发公司杠杆操纵行为进而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平稳有序去杠杆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基于“沪深港通”相继实施的背景，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且具体表现为表外负债和明股实债规模的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实现的，并且这一作用在短期偿债压力更大、银行业竞争程度更低、审计质量更低以及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的公司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同时，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抑制杠杆操纵行为显著降低了公司未来的财务风险。文章结论不仅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而且对于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治理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