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家庭视角

货币政策不仅是应对突发冲击、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工具,而且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效。通过将异质性家庭和货币政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考察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降息不仅能够促进李嘉图和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和就业,而且有助于降低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与不考虑不平等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相比,考虑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规则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降低。因此,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规则时,不仅应当考虑家庭的异质性,而且应当考虑可能的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     

新农保是否缓解了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

文章基于CHARLS2015年和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新农保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总消费不平等程度。基于消费结构的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缓解了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不平等，但对生存型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显著缓解了烟酒日用品和医疗支出的不平等，但扩大了食品消费的不平等。机制分析发现，新农保对消费不平等的缓解效应同时体现在参保环节和领取环节，且在领取环节更为突出。这表明新农保既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安全预期，也有利于直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释放其消费需求。新农保更大程度地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释放，使低收入参保人的消费支出相较高收入者提升更多，是新农保降低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机制。相关结论表明新农保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这为评估新农保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也有着重要的政策价值。     

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

本文利用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构差异,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丰富详尽的消费支出数据,同时修正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报告误差和不同消费品支出的测量误差,重新测度了1993-2010年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程度及其演变趋势.误差调整后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部分文献中“消费不存在瞒报”的假设存在较大问题,以修正后的中国城镇地区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消费总支出之比核算的消费不平等在18年间上升了67％,远大于直接使用原始消费总支出数据所得的36％.具体而言:时间趋势层面,消费不平等在1993-2007年经历了快速上升,2008年后有所缓解;群体分布层面,高收入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间的差异是消费不平等上升的重要推动力量;群体瞒报层面,2002年以来,相对于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存在严重的消费支出低报问题且低报程度保持稳定,而中等收入群体则存在轻微高报问题.本文为重新认识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准确把握消费不平等程度,有的放矢地推行再分配政策.     

共同富裕背景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方面,分不同性质收入看,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农户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且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分不同类型农户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户、非外出务工农户、农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灾难性卫生支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降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文章提出灾难性卫生支出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应对策略,为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

家庭杠杆率的不断攀升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杠杆率,收入差距提高10％,家庭杠杆率显著提升4.64％;(2)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低财富家庭杠杆显著提高,低财富群体的家庭杠杆水平主要是由住房负债所推动;(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低房价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及1套房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的影响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为认识收入不平等和家庭杠杆率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分布测度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本文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收入进行了不平等指数测度;采用适应性核密度估计与相对分布法模拟了两阶段城镇家庭消费的分布情况与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中高消费水平家庭比重不断增加,其中高消费家庭的比例增加更为显著,消费不平等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发展跨境电商能刺激改革地区的家庭消费吗？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下，刺激消费成为拉动内需和“内循环”的重要落脚点。作为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伸，我国大力扶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期望通过跨境电商改革刺激消费。文章以国务院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研究案例，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主要分析跨境电商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升了改革地区的家庭消费，但对东部地区、高互联网普及率地区、农村地区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家庭样本组的消费提振作用更强。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改革地区的家庭就业、收入和储蓄，并且失业率下降、收入和储蓄提升分别是跨境电商改革提高改革地区家庭消费的间接和直接影响渠道。此外，拓展性分析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有助于缓解改革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问题。     

中国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变化及不平等

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8年的CHIP数据,构建完全分解模型和不平等指数,分析我国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不平等程度。研究发现,家庭间接能源消费变化的驱动效应中消费结构和收入效应的贡献度较高,并且间接能源消费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基尼系数下降约2个百分点。进一步探究间接能源消费不平等缩小的原因,将基尼系数进行结构分解发现,间接能源消费分项支出的增加会缩小间接能源消费的差距;将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发现,城乡间接能源消费差距略有扩大,但是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差距在缩小。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是否居住在城市、城镇化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间接能源消费差距的关键因素。     

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应该考虑不平等吗

基于技能差异的角度,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考虑了技术冲击对于不同技能劳动力群体以及不平等产生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导致了不平等的恶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机制对于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考虑不平等的泰勒规则相比,考虑不平等因素的简单规则部分牺牲了产出的增长;(2)相比考虑失业的简单规则,考虑不平等因素的简单规则所带来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并且能够相对较好地缓解不平等;(3)相对于未考虑不平等因素的政策机制而言,考虑不平等因素的简单规则显著降低了政策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最后,通过社会福利损失比较,考虑收入不平等因素的简单规则所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而考虑消费不平等因素的简单规则所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大.因此,存在不平等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应该考虑收入不平等.     

城镇化与“胖中国”:收入、收入不平等与BMI

肥胖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对中国公共卫生和长期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然而其形成机理尚缺乏深入探究。文章基于收入不平等视角,利用CHNS数据分析了中国1989-2009年城镇化水平、居民收入与居民体重指数(BMI)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肥胖之间呈倒U型关系,社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与肥胖呈正U型关系,不平等对各阶层均有不利影响,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更严重。城镇化水平和肥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社区城镇化指数增加一单位,BMI增加1%;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BMI增速已经趋于平稳,农村BMI增速仍处于快速上升期;收入及其不平等对男性和农村人口的BMI影响更大,对女性和城市人口的影响相对不显著。此外文章还发现,BMI与名义收入关系很小,但是与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支出结构关系较大。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研究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不平等也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针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日益不平等的事实,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不平等现状,针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缩小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对策。     

中国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其原因

探究消费不平等对于理解中国居民经济福利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92-2010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和原因.结果发现:1992年以来,中国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不平等呈上升趋势;分类看,教育、娱乐和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不平等程度上涨幅度更大,而家庭设备用品和医疗保健消费不平等则呈下降趋势.通过分解收入不平等,我们发现临时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和社会保障,减少临时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冲击.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泰尔指数、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变量,实证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且在低收入地区的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及地区差异

不平等问题主要分为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两个方面,在二者之中,消费不平等在诸多方面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以家庭拥有的耐用品种类数量为基础,利用FMM模型测算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该方法可以将每个家庭内生分类为不同的消费阶层,估计出不同消费阶层的占比及其特征参数,同时也能够推断出每个家庭属于不同消费阶层的条件概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93—2012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及地区差异,主要结论如下。(1)在全国层面上,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具有三阶段特征,且低消费阶层占比从1999年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在可比时期内,所有消费阶层的消费水平始终在提升,但高消费阶层的提升幅度在2001年之前大于低消费阶层,而2001年之后则恰好相反。(3)在任何年度,消费不平等程度几乎都表现为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高,但东部地区的低消费阶层占比几乎始终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4)所有地区高消费阶层和低消费阶层的消费水平在可比时期内几乎均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中部和西部地区低消费阶层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东部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基于机会不平等视角

文章基于Roemer的机会平等理论，通过匹配省级宏观与2014-2018年三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法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促成了一个平等的机会，不仅可以缓解由“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也可以改善由“环境”造成的“努力”不平等的“偏环境问题”，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这意味着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将有效地促使发展成果共享机会均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农村、低收入、女性、低养老负担、低人力资本与父亲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涵义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机会均等，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畅通国内循环提供内生动力。     

共同富裕视角下低收入家庭“新农保”获得效应研究——基于“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分析

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政府为保障农村老年居民基本生活而制定的保险制度。“新农保”与农村低保制度、五保制度等并行,为农村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保障。通过收集2017-2020年某市189个村庄低收入家庭数据,以户主年龄作为精确断点进行回归估计,发现领取“新农保”对低收入家庭产生14%的增收保障效应;女性户主的低收入家庭比男性户主的低收入家庭领取“新农保”的获得效应更显著。低收入家庭通过“新农保”增强共同富裕获得感。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动对平等的影响

在研究收人分配时,往往会涉及所谓的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然而收入分配怎样才是平等的,怎样才是不平等的,以及当前的平等与不平等的程度是否过大。基于此,本文先简要地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动的特点,然后主要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动对长期和短期平等的影响,并提出在短期内不均等分配看来要相对更合理些,而从长期来看,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动对平等分配的作用在逐步减弱,不利于长期平等。     

中国式分权、转移支付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对我国城乡、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重新测度,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财政收支分权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是财政收入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正相关;二是财政收支分权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抑或支出分权对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总体居民;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在不同区制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显著地非线性特征.即从相对较低的第一区制跨入较高的第二区制时,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负转变为正.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于全面构建央地新型政府间财政关系,还可以为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青年群体债务与消费相对剥夺

青年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主力军,降低其消费相对剥夺是释放消费潜力和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2017—2019年CHFS的平衡面板数据,探讨青年债务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青年债务对消费相对剥夺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促进了青年消费升级;而青年过度负债则会加剧消费相对剥夺。从债务来源来看,正规信贷更能缓解青年消费相对剥夺;从债务结构来看,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属性的教育负债缓解作用最大。机制分析发现,青年通过债务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促进社会互动,缓解了消费相对剥夺;从债务需求和供给两端来看,青年债务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在“相对困难”的月光族、低就业质量、高年龄段和农村等青年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达地区更大。因此,应营造有利于青年合理消费的舆论环境,科学开发符合青年发展特点和需求的信贷产品,防范青年过度负债风险,引导青年合理消费。     

财富增长视角下低收入群体实现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五市的调研

“十四五”规划重点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其中财富是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本文根据对中部五市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家庭支出负担、收入状况、理财能力、就业质量四个方面分析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负担增加和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支出负担对财富增长具有反向作用;收入状况、理财能力、就业质量对财富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就业质量对收入状况具有正向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总结出低收入群体财富增长缓慢的原因,并结合当前实际,以实现消费升级助推国内大循环为最终目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