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际产业转移的要素变化与现实表征

通过对2000～2010年我国各省(区、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面板数据的研究,揭示我国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地区区际产业转移的一些基本规律。研究表明,我国四大地区产业转移表现为除东北地区单向转出外,其余地区均为相互转移,汽车、纺织、电子、钢铁产业向东部转入,能源、化工及资源型产业从东部转出;化工、家电、饮料向中部地区转入,纺织、能源、电子产业从中部转出;化工、能源、建材及资源类产业向西部转入,纺织、家电、钢铁产业从西部转出。从净流量来看,表现为其他地区向西部转移。这些规律并不完全遵循经典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而且在产业转移中还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建议从国家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统筹管理。     

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以2006—2018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区能源效率,并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交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全国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其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同,碳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介效应的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均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遮掩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因此,应适当减少东部地区免费初始碳配额,加快中、西部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提高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以提升能源效率.     

影响我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目标存在诸多的困难与挑战,研究不同地区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制定差异化政策有重要的意义.基于1997—2019年我国的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PRM)和固定效应模型(FEM)分别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以及东中西部的人均碳排放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差异化的禀赋条件,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也是不同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能源结构、清洁发电量比重、城镇化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合环境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但东中西部碳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却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只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中部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主要受人均能源消费的影响,西部地区清洁发电对减少碳排放有积极的影响.针对不同地区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异质性,从加快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调控政策、住宅价格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区域差异分析

高房价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而与之相关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强弱则成为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以区域差异为视角,加入政策调控因素,引入虚拟变量,构建Panel Data模型以定量考察各因素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住宅价格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低于东、中部,而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据此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差异、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有效政策,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中国住宅价格的收入弹性估计及其区域性差异

本文基于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剔除经济适用房之后的商品住宅价格的收入弹性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1)全国层面,长期弹性为0.6-0.9,短期弹性为0.9-1.0;(2)在地区层面,长期弹性而言,东部为0.7-1.0,中部为0.4-0.5,西部为0.8;短期弹性而言,西部地区最大为1.3,东部最小为0.3-0.5,中部为0.9-1.0.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当实际住宅价格偏离长期均衡价格时,其向均衡价格收敛的速度,东部最慢,中部最快,西部次之.这些发现对我们深化对各地区商品住房市场发展差异性的认识有重要作用.文章最后对政府如何调控商品住宅价格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采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的季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考察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对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产出、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脉冲响应上的不同,以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各地区对货币供应量冲击呈现相似的响应特征,但响应程度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西部地区受影响程度并不显著。东、中、西、东北地区对利率冲击响应也呈现相似特征,但区域之间的影响存在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区域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东部受影响程度最显著,东北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小,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的春天

从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与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一起．共同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按照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各地区也从实际出发，在各自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地方两级区域发展战略相辅相成，全国上下追求区域协调发展蔚然成风，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的春天已经到来。     

汝州，从中部崛起——访汝州市市委书记吴孟铎

“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2007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中部崛起”规划出了清晰的轮廓。     

绿色技术溢出缩小了地区碳排放强度差距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分析了绿色技术溢出的碳减排效应,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部门与绿色技术的融合程度不同,由此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地区差异,而绿色技术溢出的方向性偏好加剧了碳减排效应的地区不平衡性。利用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绿色技术溢出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但会拉大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利用绿色技术溢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在绿色技术溢出网络中是最主要的发出和吸收区域,中部地区创造了一定的发出量但吸收量相对不足,而西部地区的发出量和吸收量均小于其他地区。     

滨海新区应抓住区域大发展契机实现二次腾飞

从2009年1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发布开始，到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2009年获批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已达到10个，数量超过前4年总和，范围从东部、南部延伸到中部、西部、东北等地区。区域兴则国家兴。从沿海区域规划的“见缝插针”，到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各个突破，我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正在逐渐成型……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牲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东部弱势运行、中部＂弯道超车＂、西部和东北部亮点颇多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点正在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转变。经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经济类型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差别。对于目前的这种格局变化应该围绕中央部署,尊重事实、利用科技、体现民生,对各地区进行调整,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008长三角金融运行情况:优化结构应对下行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2008年中国区域运行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全国各地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国家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不利影响,积极扩大内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保持区域经济平稳增长。全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1%、12.2%、12.5%和13.4%,比上年分别回落3.1个、2个、2个和0.7个百分点。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公布

<正>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23个城市榜上有名。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涵盖陆港型、空港型、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6种类型,其中东部地区10个(天津、上海、南京、金华<义乌>、临沂、广州、宁波一舟山、厦门、青岛、深圳)、中部地区5个(太原、赣州、郑州、宜昌、长沙)、西部地区7个(鸟兰察布—二连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东北地区     

FDI的区位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以浙江为例的探讨

一、FDI在我国的区位集聚 我国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两部边远地区三个区域.由于各地区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区域性FDI政策的直接影响,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显示了突出的区位优势,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都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594415家、14794.0033亿美元和6854.4692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83.02%、86.61%和86.85%;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0.77%、8.12%和8.79%;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6.21%、5.27%和4.37%.     

电力行业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与对策

电力行业作为碳排放量大户,其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但其目前面临煤电"碳锁定"效应、技术设备、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投入等多方面挑战.通过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的情景分析,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严格按照1.5℃温升控制目标的路径制定相关政策,采取强力措施保障电力行业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或负排放.未来要严控"一煤独大",合理有序做好煤电的退出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保障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实现;优化电网传输规划,加强设施建设;建立具有灵活性的现代化电力市场体系;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的研发部署;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保障电力投资规模.     

经济集中会阻碍金融发展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经济集中不利于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文章基于2004-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经济集中阻碍金融发展的假说是否适合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经济集中阻碍了我国的金融发展;分地区而言,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集中抑制金融发展的假说并没有得到验证,而在中部、西部、东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集中度明显阻碍了金融发展,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制订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降低经济集中度,致力于提高经济多样性,并以此促进金融发展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要完善与健全法律制度、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运行机制,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强度估计——基于1992—2012年城镇居民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省（市）数据研究收入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一）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城镇居民消费增速只有确定性环境下消费增长的30．5％;（二）我国城镇居民尽管普遍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各地区储蓄动机不平衡,其中西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且中部和东部差异较小,西部与中部和东部差异最大;（三）样本期间全国及分地区城镇居民相对谨慎系数呈下降一平稳一上升的走势。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慢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及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区域和时序差异提示我们：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是影响各地区收入结构和储蓄动机的因素。本文的创新在于提出：全国性和区域性经济环境或经济政策差异,会造成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发生相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