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研究

行政法学界高度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自1999年历经12年五次提请人大及常委会审议,至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才得以审核通过,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本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乱"的问题。虽然该法明确了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但是新法施行后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问题仍然存在漏洞:一是《行政强制法》第九条和第十二条的兜底性条款问题;二是针对亟待解决的关于各级法规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如何加以限制的问题。     

浅析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强制法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本文就其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特点的分析进而对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现状,其中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概括,从而提出关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建议。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研究

<正>一、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的概念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是来自于西方的现代行政程序中的一种基本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当行政主体作出涉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主体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讲述案情和作出对自己有利辩解的制度。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的法律有如下特征:     

无效施工合同及其法律后果

无效合同是指已经成立,但因严重缺乏有效要件,不产生行为人预期法律效力的合同。《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存在前四种情形时,当然无效;但当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是否一律无效呢?当事人履     

一事不再罚原则及其适用

在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的诸多基本原则中.一事不再罚原则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行政处罚法中最具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一项法律原则。在诸多因行政处罚引起的行政争议当中.被处罚人经常以行政主体违背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理由。在一些媒体上.针对某一特定行政处罚案件.人们也经常围绕行政处罚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展开热烈讨论。由此可     

“钓鱼执法”之伤

“钓鱼执法”行为违法是毋庸置疑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满足一个法定前提，那就是行政相对人存在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并且这种违法行为比较严重已经达到了需要予以制裁的程度。不仅如此，行政机关还必须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经过一系列必要的法定程序才能最终作出处罚决定。     

如何认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

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根据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刑事侦查职能 ,即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发现的犯罪事实进行立案并采取侦查所需的强制措施。二是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产生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下 ,公安机关上述两种职能分别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在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 ,公安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受到法院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作为刑事司法机关行使侦查职能时 ,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则不属法院行政审判的审查范围…     

不堪信访压力“拆违”这次执法错在哪儿?

广西某县政府因为不堪信访压力,撤销了一块地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多年后,又要根据这一撤销行为,拆除买地人在上面所建的房子,结果被买地人告上法庭。该行为被法院认定违法,理由是县政府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指的是,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行政相对人会因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而对其产生信赖,法律应充分认可并保护基于这种依赖所产生的利益,禁止政府以任何借口任意变更既有的行政决定,哪怕是有错必纠,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研究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是来自于西方的现代行政程序中的一种基本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当行政主体作出涉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主体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阱述案情和作出对自己有利辩解的制度。     

台湾行政听证制度及其启示

行政听证通过行政程序探究事实,协助行政机关做出公正的决策、决定,保障并实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同时建立现代公共行政在公众与政府机构间的基本信任关系。通过听证,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与观点成为阐明事实的重要手段,尤其在裁决时,有助于行政机关理性行政,并让不同利益的冲突在程序中经由辩论、妥协而得以减缓乃至解决,增加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台湾行政听证制度具有融合行政效益原则与自然正义原则的地方特色,因此通过对台湾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律渊源、类型以及程序等方面的了解,并归纳出其特点,期许对大陆行政听证制度的进一步推动提供参考,同时有助于大陆行政听证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因法律传统以及行政法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我国应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归还于行政机关,并在行政系统内部成立专门的执行机关负责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的执行,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发挥其外部监督功能。     

中国行政强制制度理论品格与立法实践间张力之剖析——以《行政强制法（草案）》（三审稿）为对象

本文拟从行政法学理层面，对草案关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进行分析，指出行政强制基本范畴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等立法缺陷，进而对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理论品格与立法实践之间的张力进行剖析。     

司法听证于法无据

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处罚之前，行政机关指派专人主持，听取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处罚理由以及适用法律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法定程序。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行政问责

权力与责任是不能分离的,有权力就必然有责任。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出现言行不当或违反民意的行为而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责任追究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权责对等的管理原则。问责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探索。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政务公开、完善行政问责立法、强化异体问责、营造"问责文化"等方面深化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论受害人同意的法理意蕴及实践路向

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针对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特定行为或者针对该特定行为所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且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意思。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对受害人同意制度作出明文规定。有效的受害人同意必须满足相应的构成要件,即:主体必须具有同意能力、意志是自由真实的、具备明确具体的内容、必须明确且预先作出,同时,加害人的特定行为或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不能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不能超过同意的限度和范围,满足以上构成要件,行为人的责任才得以免除。在权力自由、权利限制以及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受害人同意产生相应的效力。     

国外行政听证制度比较及其借鉴意义

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之一,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所规定。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中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随后的《价格法》以及《立法法》中都相继规定了听证制度。但从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来看,听证制度的内容过于简单,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一、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的范围主要包括两类:1.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在国外,这些行为一般都应当进行听证。比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的117条规定:规章涉及附加义务、拘束或者负担时,制定…     

公务人员违法行政后……

姚某、陈某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两名行政执法人员。2000年5月份，姚、陈二人查外某私营企业超范围经营时，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强制扣留当事人经营的食品达9个多月，致使食品包装损坏，且过期变质，无法销售，造成经济损失4000元。当事人于2001年3月份依法申请要求国家给予赔偿。上级工商局接到当事人的申请后，依照执法监督程序确认姚、陈二人在履行服务中所实施的扣留行政强制措施违反了法律规定和法定办案程序，当事人要求国家赔偿于法有据，遂依照《国家赔偿法》规定，对当事人先行给予国家赔偿4000元。鉴于姚、陈二人在行政执法中主观上有重大过失，同时责令姚、陈二人承担全部国家赔偿费用，依法向二人追偿4000元。     

行政程序中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设计

在行政程序法中确立信赖保护原则是规制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塑造诚信政府、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在行政程序中,实现信赖保护原则必须对行政行为进行事先控制,规范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以及追究行政主体违反该原则的相应责任。     

市文广局:高标准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为优化投资创业环境,必须规范和统一审批标准,打通行业和部门之间的界限障碍,实现"一门受理、抄告相关、联合审查和共同作出决定"的行业联审模式,让老百姓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只找一个政府部门,2010年底,宁波市委市政府决定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开展七小行业联合审批,并决定把推进文化娱乐行业联合审批的改革试点任务交给市文广新局。要改就改彻底,要做就做得最好,     

司法审查行政程序裁判类型研究

我国虽然有较多的行政法律规范及庞杂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就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的法律却较少，现有的规定存在将程序作用绝对化、混淆行政行为成立、无效以及可撤销的情形等不足。对于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效果，我国应该建立起至少包括无效、补正、可撤销在内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