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化的发展使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内政治成为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作者探讨了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知识界等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应对策略。国内社会因素参与对外关系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外交工具,但社会因素自身的特点也掣肘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双刃剑"和"设置议程"的功能。外交决策部门在统筹内外大局方面,或是"双层博弈",或强调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协调。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改变了外交部门的传统职能,赋予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多数国家更多类似的特点。这种状况需要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思路,为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在实践上要求政府管理对外关系时超越传统主权观念,重视外国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中国对外反倾销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本文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探讨中国在对外反倾销时的影响因素。我们通过对1997—2006年中国对外反倾销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全员劳动生产率、行业亏损企业比重、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这些变量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案件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工业总产值、竞争力指数、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这些指标出乎我们的意料,对中国对外反倾销具有反向效应;进口渗透率和申诉行业的企业数量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影响较为微弱,说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中国对外反倾销方面是具有适用性的。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在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农业“走出去”,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对外直接投资是农业“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模式,但目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并不大,因此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经典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建立了10大假设,并利用2003-201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并运用主成分回归的方法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程度进行了多元统计分析,对假设进行了数据检验。文章最后对优化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纵观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其负责人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因其地位的特殊,逐渐成为与国务卿共同影响总统对外决策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拟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演变,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人手,分析NSC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目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在影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方面,本文则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分析中国这种对外投资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投资环境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两国间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制约中国对外投资的不利因素研究

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变化。目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外投资规模小于吸引外资的局面。本文从对外投资市场存在的不利因素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总结我国发展对外投资,排除不利因素的政策和建议。     

美国政治文化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正> 翻约一国对外政策的既有国家利益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而政治文化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往往为人们忽视。但在一定意义上,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制约一国对外政策,从而对一国对外政策具有更为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美国是欧洲基督教新教徒移民及其后裔在美洲大陆上建立的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历史,没有封建传统。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范围与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援助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受到国内社会大众、国内外学者与政策实践者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学者并未足够重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作者试图以战略概念和视角思考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内涵,涉及发展领域的战略关切、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中国政策实践者需要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凸显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提升对外援助集中、决策、协调、规划、动员等战略能力,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与地区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围绕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有效性与国际责任角色。     

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的经验研究

随着大量外资的流人，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也日俱规模，甚至有了“中国将引领第三次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之说。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从母国宏观层面因素出发，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吸收外资额、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性的影响；日益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因对外直接投资亦有较为显著性的影响。     

中国正从引进外资国变为进军海外国

中国政府正把经济外交当作国家战略来推进。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将自由贸易协定、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这三项对外经济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密切联系起来加以推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令人吃惊地越来越高，在此状况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给各国带来的冲击也日益增大。这里就来分析一下这一政策动向，探讨其战略意图和今后的方向。     

中国对外双边贸易均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与114国的相关面板数据

对外双边贸易失衡已严重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回顾与评析贸易均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与114国在1995～2008年间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应用修正后的Zakir和Ismail(2010)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对外双边贸易均衡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加权距离增加将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对实际人均收入和双边实际汇率增加会改善中方贸易收支状况。据此,本文提出中国平衡对外双边贸易收支的地区与国别政策。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使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颠覆性"常常被用来形容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挑战。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虽然日益显著,但其作为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既无法撼动国家在当前国际体制中"制定规则"的支配地位,也难以作为"重建"国际关系学的要素。作者最后讨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中国的影响、宗教作为中国国际形象建构因素以及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美国的利益集团与对外政策

美国利益集团是其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容忽视的国内因素之一，它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甚至有人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本文试图从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几种主要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作用两方面来探讨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与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极其迅猛,对这一领域进行科学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即是解决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不同国家的投资流量的变化,回答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哪里"的问题。通过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市场规模、各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显著负相关与我国对各国的出口和各国的投资环境显著正相关。最后,分析了这些结论的经济意义及其原因。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由于对外援助的性质是通过复杂的经济工作完成国家战略任务,所以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必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内容、方式和管理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和管理体制,这个进程至今仍未结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管理也日趋成熟。     

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ODI二元边际: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关于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文章将东道国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不确定性对ODI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和在东道国不确定性大于中国的国家更明显;最后,引入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东道国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税收征管与企业对外投资: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税收征管强度也在不断提升。那么，税收征管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金税工程三期"政策上线这一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首次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增加企业纳税遵从度、促进"应收尽收"的税收征管政策冲击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且这一结论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周期、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等情况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增加了企业的避税动机，表现为企业偏好于向税率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对外投资事件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依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适度地提升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政策建议。     

刍论服务业跨国并购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日益增加的并购机会、逐渐拓宽的并购渠道、明显减少的并购束缚、非常强烈的并购意愿以及迅速成熟的并购＂硬件＂,服务业正在成为跨国并购的投资热点。本文通过详细剖析服务业跨国并购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认为：虽然全球跨国投资主要方式和我国吸引外资主要方式之间存在明显错位;服务业跨国并购对政策法律环境要求更高,而且并购条件非常苛刻;此外房地产业在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一枝独秀;但是服务业跨国并购在中国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中国服务业＂对外＂跨国并购正在日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