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构建与立法探索——兼论金融监管创新

从全球范围看,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构建与监管改革已经成为当前金融立法的核心领域之一。金融市场自身难以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保护,因而需要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加以干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旨在促进金融服务的可获性与公平性,在规制方式上通常采用信息披露与实质监管,在保护内容上涵盖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展望未来,金融市场变革期待金融监管创新,加快建立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有助于重塑金融监管的现代品格。     

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成立以来运作经验及启示

2009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走出阴霾并逐步回暖,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和危机重演,许多国家开始着力进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则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以下简称《架构蓝图》）,提出专注于监管目标的监管方法,建立基于目标监管的最优监管架构,监管架构专注于三个关键目标：市场稳定性监管、审慎金融监管、商业行为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监管相关）,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之一。     

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及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

20世纪以来的金融监管制度演进中,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上升的过程,并进而与传统的“审慎监管”职能共同构成现代金融监管的“双峰”目标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初创阶段,消费者保护问题被金融业发展的迫切要求所淡化和掩盖,未能引起监管当局应有的重视。随着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深化,国内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借鉴国外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就国内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设计。     

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立法及对我国的借鉴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政府反思了三方监管体制(财政部、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的弊端,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改革思路是加强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的作用;赋予英格兰银行开展审慎监管的核心职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与英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较大差异,但监管目标却一致。借鉴英国改革思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思路可以是:明确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行为监管的区别;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做好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市场公平;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对基层人民银行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的思考

<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逐步被各国金融监当局纳入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英国经济学家泰勒(Michael Taylor)"双峰理论"(Twin Peaks)的提出,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与审慎性监管并列的金融监管目标之一。世界各主要经济组织和监管机构以及各国金融监管当局     

金融危机前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趋势、经验与启示

金融监管制度作为规范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呈现出组织架构逐步向统一监管过渡、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分离、加强消费者保护、强化中央银行职权等特征,我国现有分业监管体制与当前金融创新、金融业混业经营不相适应,同时分业监管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更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     

金融行为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入,金融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受到高度重视。本文分析了引发金融行为风险的内在原因、结构原因和环境原因,指出我国要立足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兼顾金融监管效率、成本、协同性和适度性等因素,重点解决金融行为监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机制运行不畅、金融机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消费者金融素养有待提升问题,提出要不断健全完善金融行为监管体系,实现金融消费者全过程、持续性保护。     

国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趋势

国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趋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金融业发达国家早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泰勒(M.Talyor)提出的"双峰"理论,他认为,金融监管应有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     

来自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声音与实践

金融消费者,乃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础,美国次贷危机表明:此基础不牢,则地动山摇。保护金融消费者,就是保护金融机构自身,就是维护金融稳定,保护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从20世纪60年代起,金融消费者保护便已经随着全球轰轰烈烈的消费者保护运动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其逐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所重视,成为与审慎监管并列的金融监管目标之一,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改革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消费者频频遭受金融欺诈,发生纠纷后救济途径却不通畅。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转变却滞后,分业监管下出现监管重叠与监管空白;互联网监管立法缺位,无法实现合规监管。因此需要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督促金融机构真实、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履行告知说明义务,严格审核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格式合同,构建互联网金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管合作机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监管,并出台互联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市场运营以及市场退出的监管立法。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