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起引发的骚动--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

四种争论,两种论调 20世纪的后20年里,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仍然以惊人的速度稳步发展。中国的兴起引发了许多国家的争论,比较大的有四次:第一次是90年代初由西方国家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它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强大,中国也必然像以往的世界大     

树立国际形象 中国当务之急

【美国《新闻周刊》9月23日】2004年春末，几十位中外学者齐聚海南博鳌。他们此次会面的目的是讨论中国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是对一些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中国希望以此对抗它在海外的负面形象。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探讨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先后举办了三次关于“和平崛起”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2003年3月27-28日,与中国世界史学会、上海世界史学会合作)、“建设经济强国与中国和平崛起”(4月6日),以及“中国国际地位与和平崛起战略”(4月12日,与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合作)。在这些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专家就“中国和平崛起”道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学者们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经分类整理现摘要发表。     

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的理论主要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的思想。考克斯运用葛兰西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霸权理论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并对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谋求通过分析目前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矛盾来探索建立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的途径。文章内容包括3部分: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理论、考克斯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考克斯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批判。     

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四段式”还是“兼容”

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西方学者的概括模式一般为:本世纪20—30年代,政治理想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产生;30—50年代,政治现实主义胜利,取代政治理想主义,显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趋于形成;60—70年代,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现代主义阶段;70年代以后,后行为主义兴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观点

黑田笃郎:"中国威胁论"要不得针对在日本国内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日本经济产业省贸易经济协力局官员黑田笃郎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日本如何加速改革,更加开放,变成竞争力更强的国家,对于日本尽早走出经济不景气的阴影至关重要;而"中国威胁论",必将引发感情上的反感,是要不得的。格林斯潘:伊拉克风险将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格林斯潘于2月11日指出,伊拉克战争可能爆发不确定性对商业支出形成"难以克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

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由欧美主导,但这种态势在悄然发生改变。非西方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汲取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养分,观照现实世界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本期特推出秦亚青和阿米塔夫·阿查亚两位学者的文章,旨在反映和呈现他们在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方面的最新创见。相信他们的作品能够激发更多的中国学者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由欧美主导,但这种态势在悄然发生改变。非西方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汲取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养分,观照现实世界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本期特推出秦亚青和阿米塔夫·阿查亚两位学者的文章,旨在反映和呈现他们在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方面的最新创见。相信他们的作品能够激发更多的中国学者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石油安全三题

石油作为战略性资源在国民经济和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伴随着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惊人崛起,中国的能源供应特别是目前的油气供应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要求。由于石油具有"政治商品"的特殊属性,使得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那么中国到底存在哪些石油安全问题呢?一.石油消耗缺口迅速增加,对外依存度加深。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本身的原因,同时,靠资源投入的粗放性外延     

由中美实力对比看“G2”理论

近些年的国际关系格局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结构之间不平衡加剧,主要是由于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在2008年至今中国的崛起和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更是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有些学者面对中关欧在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平等对话和合作的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的显著增强的态势提出了G2的想法．G2意指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领导世界。这个观点主要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角色地位．强调当前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平等的战略合作并一同在世界重大议题（政治或者经济等问题）上成为重要的决策者。由于这个理论的基础在于对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判断．那么我们要论证这个理论的真伪就需要将中关实力进行对比分析．     

油价飙升将波及地缘政治

油价稳稳地站在了140美元(每桶)上方,而在各国股市接受震荡之余,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也在微妙地改变着。从油价的几次飙升来看,大多源于地缘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变动,而美国对伊朗近期的持续施压以及以色列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     

东南亚应帮助中国获得合理的国际位置

刚刚过去的“地缘政治峰会季”反映出国际政治的新趋势，迅速上升的中国和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正在威胁西方国家手中的全球领导权，这或许将是未来20年内的主基调。事实上，有可能只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见证全球势力格局的巨大转移。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向着国际机制理论转向,或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第二次转向是共同体合作概念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更多地发生在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不妨称为"跨文化转向",其本质上是适应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积累特别是由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性大暴发所进一步加剧的人类"大危机"意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需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向东看""向外看",在多文明包容和伦理本位的视野下推动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向半政府状态体系逻辑转换,由自助转向扶助,从未来世界、古代历史、现代实践和东西合璧中探寻人类政治合作的新形式。扶助不仅盛行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而且体现在不少现代大国的分散性行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加强的新时代,可以为新一轮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合作的方案与智慧。     

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急迫性及国际比较——应对“中国威胁论”与外汇储备二次分流的战略思考

由于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SWFs)"中投公司",由此引起"中国投资威胁论"重新抬头,西方金融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但是,如果建立主权养老基金(SPFs),既可"分流"过多的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又可缓解中国"威胁论";既可用以应对老龄化,又可分散风险.这是因为,主权财富基金几乎全部为新兴经济体和海湾国家所独有,而主权养老基金在西方国家则比比皆是,具有很高的认知度和容忍度;所以,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容易被看做是外汇"饲养"的怪兽,但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则自然被看做是立地成佛和还"汇"于民的"天使".     

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

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性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而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非经济因素不同于西方社会,假设条件不符,因此不能简单、直接地照搬这些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必须先进行适用性检验,如果可能的话,需要进行假设条件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的经济史学的一般目标,是在研究近当代中国经济史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限制、校正和还原,研究被一般性理论所抽象掉的非经济因素,即历史文化特征、制度约束条件等。本文反对把经济理论看成是无条件的、不变的和绝对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或者模仿西方学者发表过的某篇论文的样式,来一个"拷贝不走样"的"中国版",并认为不宜用现代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发展基础和约束条件完全不同的古代社会。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是理论、历史、统计三者高度融合,参与开创适用于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学派。     

品读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翻开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不难发现,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绽放。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我国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但中国商帮的崛起却一直推迟到明清时期。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商业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际政治新经验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会议综述

在国际政治局势持续深刻变化及中国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总结国际政治的新经验,并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2007年10月2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国际政治新经验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青年学者论     

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急迫性及国际比较——应对"中国威胁论"与外汇储备二次分流的战略思考

由于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SWFS)"中投公司",由此引起"中国投资威胁论"重新抬头,西方金融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但是,如果建立主权养老基金(SPFs),既可"分流"过多的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又可缓解中国"威胁论";既可用以应对老龄化,又可分散风险.这是因为,主权财富基金几乎全部为新兴经济体和海湾国家所独有,而主权养老基金在西方国家则比比皆是,具有很高的认知度和容忍度;所以,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容易被看做是外汇"饲养"的怪兽,但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则自然被看做是立地成佛和还"汇"于民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