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战略的金融约束问题探讨

一、"三农"的后发劣势是中部崛起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我国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战略,形成了总体上实现经济起飞与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并存的局面.在战略实施的先后顺序上,中部崛起战略处于最后位置,这种相对于先发地区的滞后性导致中部崛起战略面临着突出的后发劣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政策等因素的不同,中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中部崛起要求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农村人口多、农业份额大,是中部的基本特征,"三农"问题在中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就难以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之后,县域经济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之一.县域经济水平的差异是中部与东部地区差异的主要体现,中部地区要全面实现小康和"中部崛起",就必须壮大县域经济.     

中部地区县城经济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几点思考

促进中部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中部地区在实施这一战略决策中,必须做好县城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县城经济联结城乡、对接工农,是解决"三农"问题,加快中部崛起的重要力量.     

“中部崛起”引进外资问题及对策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地区吸收和利用外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部地区存在的"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有利于中部地区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但盲目的引进外资和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分析了"中部崛起"引进外资的瓶颈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对策。     

中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原因和出路

在中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是中部崛起这一战略的重要支撑。但通过对中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数据分析,却发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问题,这种融资困境会影响中部地区的企业成长和行业发展。对中部地区的融资问题而言,政府、银行、企业均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是政府支持和金融发展。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从2006年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崛起战略以来已经6年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正进入关键时期。过去6年,是中部地区自我创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发展活力竞相迸发、发展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的6年,是中部地区走出"塌陷"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6年。尽管如此,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要实现崛起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前进中还有许多新的棘手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一、何为中部崛起?     

"三农"问题解决与中部崛起战略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长期关注农村,自然,对中原崛起的思考更多地是从"三农"问题着眼.尤其是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让我充满希望,信心百倍.是文拟从宏观层面对"三农"问题解决关乎中原崛起的重要性、作用及必要措施略作探讨.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反思及调整方向

自中共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但在政策层面始终难以落到实地,还存在如国家支持政策导向不明确、众多区域性规划和意见导致政策的泛化、"两个比照"缺乏可操作性、中部地区崛起缺乏法律地位和长效机制等一系列政策难题。因此,未来应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和完善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进一步完善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利益补偿机制,实施差别化的国家援助政策,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部地区的崛起与协调发展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的关键时期,如何发挥中部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中部地区协调发展;如何发挥中部地区合力,营造合作共赢的良好氛围,促进中部地区良性发展;如何整合中部地区资源,构建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提升中部地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如何处理好中部地区崛起与协调发展的关系,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期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建言献策。     

我国中部地区旅游合作的问题分析与对策思考

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中部地区要实现旅游大发展,必须加强区内旅游合作。文章从合作条件、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三方面入手,探索区域旅游发展之路。     

大城市中心城区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作为大城市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中心城区既是城市的聚集汇,又是城市的辐射源,其对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影响巨大。大城市中心城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以具备特色的城区规划为载体,以建立区域性的中心城区品牌为重点,以淡出经济的信息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线,努力将中心城区打造成最宜居的现代化工作生活区域。     

天津中心城区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启示

中心城区土地面积狭小,在促进企业发展上,逐步形成"中心城区孵化、环城四区转化"的模式。本文主要对天津中心城区近年来发展科技企业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城市联系的甘肃省区域发展战略

首先从城市经济联系的首位度出发,通过分析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中心职能强度,将14个城市划分为四类;其次进行了兰州和甘肃省毗邻的省会城市与省内部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经济之间的经济隶属度和可达性的比较、分析;最后指出,甘肃省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除了以区域经济发展新战略为指导外,还应该加强与毗邻省份省会城市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与西安、西宁等省会城市的联系。     

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比较

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为深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将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因此,为发挥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公共教育支出预算,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北京"单中心、同心圆式"的城市空间格局,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给中心城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压力,限制了北京综合承栽能力的提升,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东京、巴黎等都通过建设"副中心"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矛盾.北京应借鉴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启动建设京西副中心、通州-亦庄副中心和顺义副中心,打造分散疏解中心区功能的重要空间栽体,解决北京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矛盾.     

关于建设青岛市商务中心区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世界著名商务中心区的比较研究 ,提出了青岛市建设商务中心区的可能性和初步设想。     

长三角中心城市“首位就业区”比较研究——基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首先从国内有关就业统计数据获取的现实出发,在考虑西方"就业中心"与我国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尝试提出"首位就业区"的概念。同时,选取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六个中心城市的"区"级行政辖区作为遴选对象,通过运用相关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其首位就业区的空间区位、集聚规模、就业类型、从业结构等方面的特征进行比较认识。最后以此为基础,结合长三角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前景,提出未来城市首位就业区及就业多中心格局发展的相关建议。     

城市加速扩张、政府责任与服务业发展:以北京为例

大城市加速扩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北京正在加速向外扩张,但是,除中心城区以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在居住、就业、购物休闲等方面难以达成平衡,不足以吸引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心城区在交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紧张局面.以上困境正是北京服务业发展的大好机遇,为适应城市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在郊区的交通、基础教育、医疗保健、治安等方面增加投入,更应该鼓励各种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尤其是商业)在郊区的发展,而不应该人为阻碍其发展.     

北京服务业的增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日益成为支配城市经济的主要因素,并对城市经济布局和城市空间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北京市服务业发展变化历程,目前服务业在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70%,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的比重也超过60%,北京市已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国际大都市经济形态的服务型城市。文章重点分析了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及各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北京都市区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及周边地区,总体上呈"多中心集聚"分布;服务业各行业空间分布区县差异明显,地域分工已经形成;服务业各行业空间布局形态呈现多样化特征。     

Urban school desegregation and declines in white enrollment: A reexamin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examination of James Coleman et al.'s study of white enrollment losses from desegregating urban school districts over the period 1968–1973. New equations are estimated using a different measure of desegregation, additional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modified samples. The earlier conclusion that desegregation has been a significant stimulant of white enrollment losses in the largest central city districts is supported, although this overall effect comes almost entirely from districts in which black-white contact exceeds a threshold level. In addition,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district's white popula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 coverage of the district are significant in explaining white losses for some 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