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中国商品出口二元边际均衡发展研究——引入要素禀赋理论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要素结构落后、要素比例失衡、各类产品低端定位、加工贸易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以及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是我国出口集约边际持续扩张、出口扩展边际停滞不前、对外贸易增收不增利的根本原因。要真正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加速人口红利转型、推动企业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调整生产要素地区分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加工贸易向高端发展等对策,转变我国出口集约边际的结构,提升出口扩展边际的比重。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研究--基于三元边际分析的视角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都是农业大国,分析中国与哈萨克斯农产品贸易增长路径,对扩大出口规模,加深两国农业合作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特征的基础上,从三元边际的角度分析了扩展边际、价格边际、数量边际对中哈两国双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保持在较高水平,价格边际持续增长,数量边际呈现"增降交替"趋势,其出口增长主要源自数量增加;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大幅提高,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分别呈"W型"和"倒V型"的变化趋势,出口增长主要源自种类扩展。因此,中哈两国应积极扩大农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加快中国农业"走出去"步伐,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多产品企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海关数据,从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视角分解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发现融入产品维度和市场维度后,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略高于集约边际,而随截面静态变化的集约边际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对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此,中国应进一步降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成本,以扩展边际的增长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数量并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增长。     

文化产品出口增长:来自价格还是质量?

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数据,通过构建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和出口质量指标,对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来看,文化产品出口价格、出口质量与出口集约边际间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与出口扩展边际间存在一定的负向抑制效应,即中国文化贸易增长可能存在"低质竞价"模式。进一步,在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与较长的贸易持续期样本中,上述影响效应均显著存在。同时,在不同出口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类样本估计中,多种稳健性回归结果也均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破解出口价格和出口质量对文化贸易高端出口能力的抑制效应,可能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双边路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制造业双边层面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借助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二元边际分解框架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别探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结构的双边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零点贸易数量相对较多,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零点贸易数量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对两个国家组别的出口增长都是集约边际占主导,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占比明显较高;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价格增加趋势相对明显,而对发达国家出口的数量扩张趋势相对明显。基于以上的双边差异,文章通过引入国际分割生产、外部冲击、FTA、国家发展水平、共同边界等反映国家差异的相关指标拓展了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指标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结构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所得结论不仅为上述双边特征分析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验支持,也为稳定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优化出口结构和改善贸易条件提供了更好的路径改革方向。     

中美贸易失衡的三元边际——基于广度、价格与数量的分解

本文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特点。本文首先创建了贸易失衡的三元分解框架,将贸易失衡分解为广度、价格与数量失衡;利用1992～2008年中美HS92版本六分位贸易数据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三元边际。结论发现:中国对美国数量顺差,广度与价格却是逆差;这一结论对于不同技术和行业均成立。这说明中美分工格局中,美国占据高端,中国占据低端;美国出口少量、高价、多种类商品,中国出口大量、低价、少种类商品,这是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反映了中美双方发展水平的差异,短期内很难改变。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三元边际视角

本文选取基础设施、通关效率、电子商务以及制度环境作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指标,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基于2007-2016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到世界4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分别从出口种类、数量、价格三个维度实证分析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降低了其出口数量,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     

文化贸易持续期与出口二元边际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产品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和贸易持续期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增长趋势并不显著;贸易出口持续期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而与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不同的核心产品类型和持续期样本中,二者影响差异仍然显著存在。此外,文化产品的进口规模、出口目的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多种稳健性回归估计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持续期,进而发挥其对文化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这对于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Impacts of additional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of regulations on the margins of trade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countries export less to destination countries with greater regulatory burdens. Using finely disaggregated product-level bilateral trade value and quantity data for 98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a new data set of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echnical regulations, w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f a country faces a greater regulatory burden in a particular destination market, is that country more likely to export a narrower set of goods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lower quantities of each good at a higher price (the intensive margin)? We find that beyond the overall trade-diminishing effect, regulatory burdens adversely affect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nsive margin, regulatory burdens negatively affect the quantity margin but positively affect the price margin. As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quantity margin is relatively larger in magnitude than th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ice margin, the result is a negative net impact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中国靠什么实现了对美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基于产品广度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的分解

本文利用HS编码六分位贸易数据,扩展了Hummels和Klenow(2005)的分解方法,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分解为产品广度增长、产品价格增长和产品数量增长。结论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70%归结为产品数量的增长;随着产品技术升级,数量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加;中国的出口增长途径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出口的数量高于大多数国家,价格低于大多数国家,实现贸易增长模式从"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成为当务之急。     

贸易如何增长？——基于广度、数量与价格的三元分解

本文构建了分析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将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利用这一框架,结合1995年和2004年世界双边HS92六分位贸易数据,回答了贸易如何增长的问题。结论发现,数量增长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贡献度高达83%;广度增长与价格增长的贡献极其有限;这一结论对于不同国家、不同产品均成立。     

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国际产品内贸易是当前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已经充分融入这一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诸多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带来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如果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会给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负面的影响;而如果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则将会提升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并使这些行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得到改善。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零部件贸易——理论、现状和问题

中国零部件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扩展的必然结果。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不同的贸易区域、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零部件贸易具有不同的特点。零部件贸易失衡和较低的零部件进出口单位价值比表明中国还处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低端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外围。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必须从零部件开始。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对参与分工各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时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从全国层面角度的分析显示,产品内国际分工显著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在针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向一致,但是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弱的态势.在此基础上,验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现倒“U”曲线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收入分配效应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阶段.     

中国贸易收支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分析——基于不同贸易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1994~2009年的季度数据,从实证角度比较分析了不同贸易模式下中国贸易收支对汇率波动敏感性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其敏感性在产品内贸易模式下较之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模式下更低。由于中国持续性贸易顺差正是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所致,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中国贸易顺差的合理之道。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内资企业冲击较之外资企业更大。据此本文认为,尽可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通过攀升产品内分工高端价值链、优化贸易结构、鼓励企业"走出去"等,对于缓解中国贸易顺差更为可行。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机电产品HS-6位出口数据及Hummels和Klenow(2005)的二元分解方法客观分析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认为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发现,出口增长实质来源于数量扩张,价格的贡献微弱,说明机电产品"以量取胜"的模式尚未根本改变。另外,以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同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各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对两种边际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不同的,这表明政策的制定也应当有不同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