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迪博公司内部控制指数,选取了沪证主板A股的2007～201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为内部控制综合指标,通过国泰安数据库选取了合适的企业绩效指标,运用SAS9.2的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实证分析法来验证本文假设: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绩效越佳。     

供给型政策工具、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作为经济创新活动的主力军和实践者,能够催生全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增长动力,进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驱动力。针对供给型科技政策,以制造企业为样本,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科技供给型政策的投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3种供给型政策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在地区异质性条件下的政策作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果存在差异。     

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研究——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科技的创新投入实现技术突破。而资金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显得非常重要,既要推进社会资本投资,也要政府做好政策与资金的引导工作。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数据来分析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都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债权融资的抑制程度强于股权融资;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并不会产生影响;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只会显著增强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不会产生调节作用。因此提出,政府在继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补贴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客观高效的补贴对象筛选标准,极力避免筛选过程中的"产权歧视"问题;我国应当继续完善股权融资制度,强调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的环境;银行应提供可灵活调整信贷周期的金融产品,并改进抵押贷款模式,降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贷款门槛;债券市场应多发行战略...     

数字化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与突破性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使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识别企业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占比构建微观层面数字化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突破性创新的作用。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对于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化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并且这种提升效果在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更为明显。进而,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与企业创新间的因果关系,所得结论一致。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融资纾困、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结论对于当前深入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吃喝腐败、税收寻租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

税收的弹性空间使低成长率的企业能够借助吃喝腐败进行税收寻租以促进其成长,这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导致了资源误置。本文运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吃喝腐败和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重税负阻碍企业成长,吃喝腐败有助于缓解企业税负对其成长的不利因素。但这种润滑剂作用主要体现于低成长的企业,使其能在权力庇佑下继续生存,对高成长的企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解决税收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根据企业规模和制度质量进行的分样本研究发现,吃喝腐败缓解企业税负以促进其成长的润滑剂作用在中小企业和制度质量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结构性减税与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释放企业成长空间的关键。     

上市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手工收集的2009-2013年在创业板市场申请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以及企业创新专利变量,经过对成功上市企业与终止上市企业的样本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上市是否促进我国创业板制造业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创新。进一步地,我们探讨了上市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结果发现,上市通过改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而上市没能通过影响代理问题作用于企业创新。该结果意味着直接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及融资机制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这不仅为直接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财政政策、会计信息可比性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宏微观交叉视角,考察不同财政政策下,会计信息可比性和企业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相比扩张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下的企业可能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企业投资水平,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紧缩财政政策下的企业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提高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更有助于企业投资水平的改善。对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和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是否提振了创业活力？——来自跨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机器人革命”已成为当前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命题,但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工业机器人在筛选劳动的过程中会诱致创业,也尚未厘清创业效应的形成机制。鉴于此,本文考察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采用全球创业观察(GEM)和国际机器人联盟(IFR)这两大国际数据库,对2002—2019年全球55个国家(地区)的创业活动进行跨国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升了一国的创业活跃度,其中对机会型创业的提振效果要明显强于对生存型创业的提振效果。在控制内生性问题、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证实,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科技成果转化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深度与接受意愿会显著强化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创业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人工智能的研究视角,也为探讨“机器促创”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最低工资、机器人使用与企业退出

本文构建跨省界城市对的工业企业数据集,结合国家企业注册登记数据精准识别工业企业退出年份,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检验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导致企业退出概率增加;而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可以抑制最低工资上调导致的企业退出风险。以上结果在使用跨省界区县对的宏观数据检验时依然稳健。此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成本节约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降低了其退出风险。本文研究对“稳企业”及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较强政策借鉴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该研究基于2007-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数据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探讨了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提升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运营创新绩效和市场创新绩效,其中不仅直接影响显著,还通过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和劳动赋能等多重内在机制间接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该研究发现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实践中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策略建议。     

校企合作、企业创新与企业价值：来自高技术产业的新证据

校企合作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方式,是企业寻求外部创新的主要渠道。文章以2007—2020年中国A股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校企合作数据,以渐进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校企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后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增加了21.4%,实现了企业创新专利结构由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变,并且创新促进效应随合作强度增加而增加。其作用机制是,校企合作推进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扩张与深化、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促进效应在与高层次院校、本地院校合作时更大,但相比于与高层次院校合作,选择本地院校可能更为重要;进一步分析发现,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会通过创新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在5年内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文章为理解校企合作与企业创新以及企业价值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校企合作支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了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于民营企业,这种提升作用只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中;通过检验沪深港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路径,发现沪深港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两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国内外企业创新调查实践与展望

面向中国企业创新在世界相对水平的测度需求,系统梳理国际企业创新调查的规范与实践,以及中国不同机构开展企业创新调查的实践,认为中国企业创新调查研究基本遵循了国际企业创新调查的标准、方法和内容,但在企业创新目标与产出和外部影响因素等方面的调查相对薄弱,特别是缺乏主观评价信息,对企业创新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强调不足,调查方式和规范仍需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政府风险投资、代理问题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引导基金介入的证据

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中小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作为政策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政府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第一,引导基金不仅没有促进企业创新,反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不同监管环境下的分组检验表明,引导基金更倾向于投资风险相对较小的企业,而不是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小微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因而偏离了其投资目标和政策初衷。第二,不同性质私人基金的分组检验表明,相较于股权投资(PE),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VC)的投资目标更难协调,因而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第三,企业的政治关联和寻租会扭曲企业利用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向。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更低,创新产出更低。第四,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支出激励不足、公司内部治理不善,是引导基金抑制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并且,公司制引导基金相较于合伙制基金的创新绩效更差。本文从不同类型基金目标导向冲突、政治关联和寻租等视角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对上述发现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实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