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基于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双重约束

文章以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将考虑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分解为人力资本、复合物质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四部分,探寻其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对西部大开发前后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费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和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几乎相等;但在西部大开发以后,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趋势。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显著地经济收敛,而这种结果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共同结果。采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了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基于索罗余值的三亚市旅游业效率变化与要素贡献测度

本文基于2001-2018年三亚市旅游业、经济发展数据,首先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然后通过索罗余值法对旅游业效率变化及要素投入贡献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旅游业拉动三亚经济增长效应高于其他沿海旅游城市;三亚市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无规则波动,旅游业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资本要素投入是主要驱动力,技术进步对旅游业的贡献并不明显;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7年、2018年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明显。     

进口贸易、FDI与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将知识资本划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专利资本的基础上,文章使用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115个经济体的国内知识资本指数以及通过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指数,并利用扩展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进口渠道还未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口溢出效应呈现发达经济体显著而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不显著的特点,FDI溢出效应呈现发展经济体大于转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特点,国内知识资本促进效果呈现转型经济体大于发达和发展经济体的特点。     

进口贸易、FDI与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将知识资本划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专利资本的基础上,文章使用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115个经济体的国内知识资本指数以及通过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指数,并利用扩展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进口渠道还未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口溢出效应呈现发达经济体显著而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不显著的特点,FDI溢出效应呈现发展经济体大于转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特点,国内知识资本促进效果呈现转型经济体大于发达和发展经济体的特点。     

中国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卡尔曼滤波估计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检查了公共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公共研发资本投资和全要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财政科技投入低效率造成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中国要完善财政教育投入机制。     

基于SFA的我国中东部经济发展效率差异性的实证分析

以10个省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中东部经济发展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中部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要低于东部,中部对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依存度较大,但中部的效率变化值很大,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大于东部,中东部经济发展差异存在着减小的趋势。     

海南的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投资效率出发估计海南资本存量数据,并运用索洛余值法、隐含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讨论了1978～2006年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表明:海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海南宏观经济波动趋势较一致,海南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国内R&D投入、国际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服务贸易进口、FDI流入和积聚效应等方面扩展了CH模型,并以APEC17个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国内R&D、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了3个具有稳健性的一般性结论:(1)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积聚效应;(2)本国R&D资本存量有助于提升技术效率,但是能否促进技术进步则依赖于R&D投入强度;(3)通过服务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开放经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考虑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分解

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建立在封闭经济框架下,主要关注的是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忽略了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事实上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与技术进步类似,都是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情形下,增加了能够获得的产品。本文应用一个建立在超越对数GDP函数基础上的指数方法,将名义GDP的增长分解为非贸易价格变动效应、贸易条件效应、要素投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并考察了中国1993年至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该期间的名义经济增长的来源为:非贸易价格效应的贡献份额为34.13%,贸易条件效应的贡献份额为-4.50%,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为31.54%,劳动投入的贡献份额为4.40%,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为34.39%。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Persistent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productivity growth rates with a common technology and free capital mobility: The roles of private thrift, public debt, capital taxation, and policy towar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The paper develops a two-country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causes for the existence and persistenc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differentials between nations despite a common technology,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and perfe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Private consumption is derived from a three-perio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specification. The sourc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differentials in our model is the existence of a nontraded capital good (“human capital”) whose augmentation requires a nontraded current input (time spent by the young in education rather than leisure). We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n productivity growth differentials of private thrift, public debt, the taxation of capital and savings, and policy towar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1998-2009——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各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配置效率变化四个方面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经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TFP都有所增长,其增速皆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TFP增长对全国装备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仅为0.117。对TFP增长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TFP增长的主要源泉,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恶化则严重阻碍了中国装备制造业TFP水平的提高。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的TFP增长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最为严重,东部地区规模效率的下降最为严重。     

高技术产业知识供应链的运行效率研究

合理配置科技领域知识供应链的投入产出规模,可以推动国家经济与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基于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15—2020年高技术产业知识供应链运行效率及变动态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知识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良好,处于上升趋势,区域间影响因素略有不同,东部地区运行效率良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变动对运行效率影响最大,技术水平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上海工业增长因素分析

本文应用时变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出1995-2004年上海工业32个行业的动态劳动、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各因素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度。主要结论是：（1）上海工业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和加速的技术进步率；（2）资本增长比技术进步对上海工业产值的增长有更大的贡献度，而要实现工业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更快的技术进步；（3）上海工业总体的技术效率变化率向下变化，说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加剧导致了不同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在拉大．这有利于行业资源优化配置和上海工业可持续发展。     

国际服务外包、技术外溢与承接国的技术进步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要受到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国内外技术差距等因素的制约。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越多,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越大。在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当承接国与外包国的技术差距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时,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获得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的分析结论对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在描述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的基础上,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作为其内生变量,力求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角度全面反映经济增长,并揭示制度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得出结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福建省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技术创新可以视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生产,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文章测定了福建省九地市关于人力资本投入的技术创新Malmquist生产率,认为加快人力资本投入、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将有助于提高福建省技术创新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