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汇率制度、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研究事实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上,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行出口贸易的生产率阈值,低效率企业涌入使出口产品质量下降;但企业生产率提升不仅能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还能缓解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阻碍,固定汇率制度不再对高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阻碍作用。企业产品细分层面数据的机制验证发现,只有少数中国企业能够达到固定汇率制度不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所要求的生产率阈值。因此,事实固定汇率制度阻碍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企业生产率才是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出口贸易成本与企业创新: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理论模型分析出口贸易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出口贸易成本上升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影响企业创新:价格指数效应、收益抑制效应和竞争释放效应,其中价格指数效应会促进企业创新,收益抑制效应和竞争释放效应会抑制企业创新.运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总体上,出口贸易成本上升会同时降低企业的创新参与行为和创新程度,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企业异质性与区域间贸易:中国企业市场进入的微观证据

区域间贸易的微观基础是企业的地区市场销售行为。给定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企业能否进入区域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异质特征。基于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和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个独特企业调查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影响中国企业进入国内区域市场行为的因素。回归估计显示,在控制了双边地理距离和销售省市区的市场规模以及多个维度的固定效应之后,企业进入国内区域市场的可能性随着其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大。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企业的规模、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年龄、出口和广告行为的影响。     

FTA深度与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条款异质性视角

当前,FTA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重要载体,FTA主要从“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两个层面对现有规则进行深化和拓展。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的HS 6位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1995～2018年全球221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在对同期全球已生效FTA深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TA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深度对参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的深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协定参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与边境间条款相比,边境后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且具有长期的累积效应,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采用PPML方法、加入前置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同时,在基于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中发现,边境间条款通过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提升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而边境后条款通过改善协定参与国的国家创新水平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文章的研究为FTA深度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及灰色关联度分析

本文基于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竞争力三方面的描述统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评价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研究发现: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呈扩大趋势,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潜力巨大,出口贸易竞争力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具有比较优势,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不具有比较优势;出口贸易发展水平较高,不同时段和时点变化特征明显。因此,中国与中亚五国应积极开展农业经贸合作,优化农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农产品贸易发展水平。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的量化关系研究

在理论分析上,将劳动生产率和人口老龄化引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利用数理推导得出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层面上,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以及面板门槛回归分析了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存在“U”型曲线关系,二者现阶段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金融危机中的我国出口贸易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濒临衰退,势必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文章从出口地区分布、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房地产调控与全要素生产率:“事半功倍”或“事与愿违”

现有研究表明高房价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TFP),在\"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思路下,房地产调控能否缓解高房价对TFP的抑制作用呢?文章构建包含房地产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的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和房地产调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对称影响。在实证检验部分,测算2008-2018年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房地产调控强度,采用门槛回归检验房价和房地产调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合理的房价有利于TFP增长,但过高的房价阻碍了TFP增长。(2)房地产调控力度较弱时对TFP的影响为负,房地产调控力度适中时对TFP的影响为正且效果最佳,将房地产调控区分为需求侧调控和供给侧调控,需求侧调控由弱转强时对TFP的影响由负转正,供给侧调控对TFP的影响始终为正。(3)房地产调控通过影响公众房价预期进而对TFP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