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汇率制度、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研究事实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上,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行出口贸易的生产率阈值,低效率企业涌入使出口产品质量下降;但企业生产率提升不仅能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还能缓解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阻碍,固定汇率制度不再对高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阻碍作用。企业产品细分层面数据的机制验证发现,只有少数中国企业能够达到固定汇率制度不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所要求的生产率阈值。因此,事实固定汇率制度阻碍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企业生产率才是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企业异质性与区域间贸易:中国企业市场进入的微观证据

区域间贸易的微观基础是企业的地区市场销售行为。给定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企业能否进入区域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异质特征。基于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和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个独特企业调查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影响中国企业进入国内区域市场行为的因素。回归估计显示,在控制了双边地理距离和销售省市区的市场规模以及多个维度的固定效应之后,企业进入国内区域市场的可能性随着其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大。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企业的规模、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年龄、出口和广告行为的影响。     

FTA深度与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条款异质性视角

当前,FTA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重要载体,FTA主要从“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两个层面对现有规则进行深化和拓展。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的HS 6位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1995～2018年全球221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在对同期全球已生效FTA深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TA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深度对参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的深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协定参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与边境间条款相比,边境后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且具有长期的累积效应,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采用PPML方法、加入前置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同时,在基于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中发现,边境间条款通过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提升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而边境后条款通过改善协定参与国的国家创新水平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文章的研究为FTA深度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来自中国加入3G网络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百度指数数据库,借助2009年中国加入3G网络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2）从影响机制看,注意力配置会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信息搜索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3）从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异质性看,注意力配置更容易促进一般贸易型、高技术产品行业以及面向发达国家出口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无形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国差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出口产品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增加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交互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地理距离越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中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多元化水平越高;有形资本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禀赋;而OFDI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权衡出口多元化与OFDI的关系。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SA8000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

本文力图对以SA8000和以它为代表的社会责任认证的性质和国际影响,对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启示作出客观、全面、综合、深入的分析,指出社会责任认证对国际竞争力具有两面影响,即一方面增加了成本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营销手段;最后从外交、国内法规制度建设与执法、产业政策和企业管理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建议。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叠加影响：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提高出口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