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

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屡创新高。文章利用2000~2016年481家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中国企业在84个国家完成的706笔成功交易,通过logit模型回归企业在潜在目标国间的选择,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以及二者共同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开展并购,双边投资协议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能替代东道国良好制度环境的缺失。同时,本文还按照时段和企业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国企和非国企在2014年及以后、2014年前以及2007年前的并购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也暴露出每一个阶段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从企业层面聚类到国家层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评估,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文章从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视角切入,探究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将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在变换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改变样本容量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保持稳健;企业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非敏感性行业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更易受汇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汇率变动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程度达30.17%,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中介效应越强。文章认为,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脱虚向实”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将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助力。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

近年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出以下重要信息。     

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的选择

本文将从中国企业的投资特点入手,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与相关模型的构建,为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问题研究

以跨国并购的理论来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进行探讨和分析，十分必要。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雇佣关系冲突及其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如何协调与被并购企业的雇佣关系成为制约并购成功的重要因素。该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雇佣关系冲突的原因,并针对存在的冲突提出相应的对策,为越来越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应对跨国并购中的雇佣关系问题提供借鉴。     

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的困难与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实困难是缺少世界级企业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和地区分布和行业结构不合理但也有比较优势:一是技术适应性强和小规模优势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必须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选择规模型企业,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合理输出产业,分层发展。     

试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本文认为,面对企业国际化经营趋势,现阶段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实施战略的重点是确立和优化跨国并购的战略选择,并有针对性地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何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以美国为例

中国企业到国外跨国并购成了国际媒体热门话题。但并购谁,怎样并购,如何保证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是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主要论述中国企业到美国跨国并购具体操作方法和技巧。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7年，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科学论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GVC地位，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径；并且，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GVC地位的提升力度（1.94%）依然高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0.09%）。进一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结构具有门槛效应，新基建投资占比超过23.11%以后，其对GVC地位的中介效应才能凸显。实现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作用，需进一步加大对新基建的关注。上述结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我国GVC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ECFA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基于双边自由贸易理论的分析

签订FTA对小规模经济体而言,在降低进入成本同时,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并利用大型经济体的资源实现自身产业链的优化,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提高经济水平和自身福利。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ECFA签订的必要性,并结合台湾实际,提出政策建议。     

并购交易中的信息传递机制研究——基于业绩承诺的视角

由于并购具有金额大与标的资产质量难以辨别等特点，如何在并购交易中降低交易风险一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话题。文章以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2015年至2016年审核通过的并购事件为样本，从业绩承诺视角探讨市场对于并购重组交易契约中信息传递机制的看法。研究表明，市场会对业绩承诺这一信息传递机制予以积极反应，业绩承诺越乐观，并购方在公告期间的超额收益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关联并购、投资者专业化程度较低或财务信息更稳健的情况下，业绩承诺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更明显。文章以业绩承诺为切入点，为学术界了解如何降低并购交易中的信息风险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0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2),选取了国内10个省市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省内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论文通过建立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模型来说明工业污染治理在长期能作用于各种因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并通过建立短期波动模型来体现不同省市在短期受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作用的差异,得出了各省市两者之间的长期趋势方程与短期波动方程。结果显示,长期来看,当治理投入增长较少时(增长低于一倍),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当治理投入增长较多时(增长高于一倍),对经济具有增长作用,但随着治理投入越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每个省市所受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同,在短期内会对长期均衡方程有所偏离。这对于污染治理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在东莞制造业的实施效果研究——基于东莞制造业的调查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是一项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税收政策。通过问卷调查"世界工厂"东莞市967户企业,发现新政实施普惠度和企业满意度均不高。Logit模型回归显示,微观企业的内在特征、经营条件和政策认知会影响其对新政的应用度;新政实施呈现出显著的受众特征。根据对15户典型企业的实地访谈,剖析各类企业抵触新政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对策。企业大多预期新政的未来作用很有限,效果评价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六个特定行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满意度相对较高。研究结论可为新政的事后评价、管理服务及后续应变调整提供参考指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入”与“挤出”效应——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中国1979-2009年的数据,对FDI与中国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在短期内,FDI对国内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国内投资对FDI也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     

Competitive fairness and the concept of a fair price under Delaware law on M&A

The entire fairness test that the Delaware Court of Chancery developed in the famous Technicolor case defines what constitutes fair dealings and fair pricing.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new concept of fairness, called competitive fairness, that covers entire fairness. It develops what I call open market bargaining theory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Technicolor outcome is an open market bargaining equilibrium, which can be thought as competitively fair under the nondiscrimination rule of markets.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文献评述

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是来自外部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因素。二者能否协调发展对其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十分有限而且不系统。有鉴于此,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别对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两大方面进行综述,最后作出总结与评析,指出研究中的不足和尚需突破之处。     

Differences in returns to cross-border M&A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Using th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events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between 2009 and 201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M&A on the short-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firms through the event study method an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in-differences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short run, Chinese firm cross-border M&A acqui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CARs) within a 21-day event window. In the long run, cross-border M&A fail to improve firm returns on assets (ROA). Furthermore, the paper uncovers that the impact of M&A on ROA var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quirers and host countries, and the impact on CAR var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als and are not sensitive to characteristics of acquirers or host countries.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differing impacts of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on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and provides explanation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oss-border M&A of Chinese listed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