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管理的背景下,从第一责任人地方官员视角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从地区间策略互动视角研究了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使用零膨胀泊松模型检验显示,有涉农经历的地方官员对本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性,并随着地方官员涉农程度的增加影响更加明显;第二,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表明,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邻近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经济规模、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下,地方官员涉农经历对邻近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不同类型的涉农经历中乡镇工作经历的空间溢出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果从地方官员的角度对提升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可以通过涉农经历官员的交流任职或加强对官员涉农经历的培养,以期提升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金融官员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抑制还是提升——来自289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8年289个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金融官员，金融官员能显著地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表现为"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巡视未覆盖地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佳和制度环境越好时，金融官员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效果越明显。文章实证分析了官员的金融经历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及具体效应，有效地诠释了"金融副省长现象"，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和金融监管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支持，也为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了启示。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内部控制对曲线关系发挥调节作用,使曲线变得更加平缓且曲线整体水平上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金融资产占比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五要素中的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与内部监督发挥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为实现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ESG表现的类保险效应研究：基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准自然实验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ESG视为一项公司战略行为,其表现对公司价值产生重要影响。选择以新冠疫情冲击这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ESG的保险投资理论探讨了在疫情冲击下,企业过往的ESG表现能否发挥“类保险”的投资效用,缓解疫情造成的价值损失。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发挥“类保险”的经济效应,缓解疫情对企业造成的股东财富损失,但这一保险效应只在疫情爆发后的超短和长期窗口期中得以凸显,且在长期窗口期更为稳健;（2）资源效应和信息披露效应是企业ESG表现发挥“类保险”作用的两种中介机制;（3）企业ESG表现的“类保险”作用在低疫情风险区域、高客户集中度和低国际化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ESG行为具备“类保险”的经济效应,能有效缓解疫情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冲击,为企业加强整体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外汇衍生品监管能抑制中国海外企业的避税行为吗?

外汇衍生品所具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特征使其成为企业避税的重要手段,那么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能否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文章整理100余部监管法规并使用熵权法构建了中国企业层面的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FFDRI),选取2007～2019年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外汇衍生品监管与企业避税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外汇衍生品监管有效减少了中国企业的衍生品避税行为,且这种抑制作用对民营企业更大;外汇衍生品监管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来抑制企业避税,即信息透明度在衍生品监管与企业避税之间产生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外汇衍生品监管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在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CEO特质方面,相比于CEO无金融背景、无海外经历、学历不高的企业,外汇衍生品监管对CEO有金融背景、有海外经历以及高学历的企业的避税抑制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效促进了外汇衍生品监管对国有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强化了外汇衍生品监管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文章利用“法与金融学”思想搭建了外汇衍生品监管与企业避税的联系桥梁,丰富了企业避税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政府完善衍生品...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EVA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基于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系统中,内部控制处于一种更为基础性与主导性的地位。文章以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为背景,以2010-2020年为研究窗口,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对内部控制是否影响EVA薪酬机制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EVA薪酬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具有激励替代效应,且内部控制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地,运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发现这一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实现的;分组检验发现,EVA薪酬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激励替代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商业类企业、产权制度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及2013版《考核办法》修订之后更为显著。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补充了业绩考核制度发挥约束功能有关影响因素方面的理论成果,对促进内控、考核、合规的融合提供一定的启示。     

学者型独立董事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

以 2002-2019 年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学者型独立董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学者独董比例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高。机制检验发现，通过降低委托代理问题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学者独董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同时，学者独董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投资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地，从学者独董的专业背景和学历背景来看，当财务背景或技术背景学者独董、高学历学者独董占比高时，学者独董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从任职状态来看，当学者独董的已任职时间更长或者兼职公司数量更多时，更能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最后，当公司受分析师关注更少或者融资环境严峻时，学者独董对于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研究肯定了学者独董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发挥学者独董职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启示意义。     

抓住天津自贸区建设契机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和发展

正天津与广州、深圳、厦门、大连等申报自贸区的城市相比,金融改革先行先试较早。金融改革带来的红利和比较优势占先,环渤海经济区域带动效应和辐射效应明显。可以预见,在天津自贸区的新兴业态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下,必将为新一轮金融改革创新提供更为良好的市场机遇。天津与上海、深圳前海的区位优势、地缘优势和核心优势相差无几,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提供了有利契机。其比较优势有:1.天津融资租赁市场在国内建立较早,企业数量     

晋升激励、专业搭配与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不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官员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等民生服务,同时,官员间专业搭配也成为影响民生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文章将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81个地级以上城市官员的相关信息进行匹配,将上任时年龄小于55岁的官员定义为"强晋升激励"官员,而将上任时年龄大于等于55岁的官员定义为"弱晋升激励"官员。研究发现：第一,具有"强晋升激励"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有助于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第二,在经济较发达、政府财力较雄厚和东部地区城市,官员晋升激励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第三,在本研究样本中,市委书记和市长"经管—理工"的专业搭配模式是提高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的积极因素。在考虑了测量偏误、地区异质性、遗漏变量、样本代表性问题,并经过安慰剂检验后,文章的主要结论依然保持稳健。本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城市间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差距及其决定因素,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改善官员治理的角度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以及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与总体趋势

《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将微型企业从小型企业中独立出来,使微型企业成为独立的一个企业类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2008年以来,中央关于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日益完善,涉及财税、金融担保、创新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各地也制定了诸多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新时期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应走产业集聚与"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引导其向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和区域转移,建立合适的小型微型企业治理结构,完善小型微型企业服务体系。     

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基于经济四部门视角

文章基于我国2005至2016年的分省数据，采用SMR和基尼系数法刻画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趋势，并通过构建多样化空间关联模式，运用空间偏微分方法，从经济四部门视角验证了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从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来看，在时间维度上，大部分省份仍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在空间维度上，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风险地区内差异较大，中部较小，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金融风险的地区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最小；区域内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主要原因，且区域间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大了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冲击作用。因此，国家防控金融风险要切中要害，从区域金融风险的源头抓起，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防止区域内外驱动机制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放大作用，避免决策偏误。     

杠杆率的持续性与溢出效应:基于四部门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TVP-VAR模型系统考察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四部门杠杆分别对总产出和资产价格波动的时变影响，从产出效应和潜在风险两方面实证检验了各部门杠杆率的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杠杆率过快增长会加重资产价格波动，使金融不稳定性上升，削弱杠杆率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当前，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杠杆对产出仍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部门杠杆上升对产出的正向影响最小，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正向影响最大。进一步，文章实证研究了杠杆率变动在部门间的信息溢出，发现政府部门加杠杆将显著推升全社会杠杆率，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有挤出作用，居民部门杠杆则可以分担部分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过剩杠杆。因此，当前应优先调控金融部门杠杆，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其他三个部门则应保持杠杆率总量的平稳。研究结论对于宏观金融稳定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Redefining and Containing Systemic Risk

Official definitions of systemic risk leave ou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generating it. Policymakers’ support of creative forms of risk-taking and their proclivity for absorbing losses in crisis situations encourage opportunistic firms to foster and exploit incentive conflicts within the supervisory sector. To restore faith in the diligence, competence, and integrity of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reforms need to rework incentives in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sectors. The goal should be to align the incentives of private risk managers, accountants, credit-rating firms, and government supervisors with those of ordinary taxpayer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series of complementary ways of advancing toward this goal.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would be to measure regulatory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its effect on the loss exposures that the safety net passes through to taxpayers and to require institutions that benefit from the net to produce information that would support this effort. This entails estimating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safety-net benefits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receive and issuing extended-liability securities whose prices woul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se estimates.     

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如何影响其绩效

企业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投资使得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对其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以 2007-2021年沪深 A 股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红皇后竞争理论考察这些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是如何作用于多市场接触并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同时引入竞争经验这个调节变量，对市场竞争的情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研究发现：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多市场接触在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竞争经验在投融资期限错配与多市场接触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并弱化了多市场接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也为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投融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与参考。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创业型小微企业成长性障碍分析及解决途径研究

通过对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性因素进行分析,可发现其成长性障碍主要如下：创业管理团队的功能性不全;技术与生产力转换障碍;市场壁垒与开拓能力;治理结构风险;筹融资能力缺乏;企业文化及战略的缺失等。目前的解决途径主要依赖各类政府主导的创业孵化园、资本来源逐渐多元化的风投机构,它们的嗜求和业务范围与创业企业的需求形成偏差。通过对创业企业的需求、孵化投资机构的风险嗜好、社会服务机构的经营特点进行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关系分析,将业务委托关系进行间接让渡,可满足各方的诉求。在完善相关监管机制的前提下,运用互联网平台、投资性金融产品的创新等,可激活相关各方的业务需求与服务关系,并有利于解决制约小微企业成长性的相关瓶颈。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ssuance of Urban Investment Bond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1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issuance of Urban Investment Bonds (UIBs) to stimulate local economies in China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1, we find that pressure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ssuance of UIBs, while fiscal pressure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on UIB issuance. We also find that the tenure of municipal party secretary, the revenue of land-use right transfer and fiscal pressure will chang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on UIB issuance.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 pattern in which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ssessment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and have promotion-related incentives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loc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