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民流动与劳动力配置优化

农民流动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缓解我国农村目前巨大的人口剩余压力,应加快工业化进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     

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对策

劳动就业是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失业率能否有效地加以控制，既关系到劳动者安居乐业，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     

农村劳动力流动“节约型”成本模式的构建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另一方面又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涉及的流动费用与流动成本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造成劳动力流动自然性与人为性损耗,并制约城乡经济发展,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     

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

对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作用有关研究成果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利用相关计量方法对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距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实证研究，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地区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不具有收敛的特征，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地区市场化、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存在非均衡。     

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探讨

本文主要从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角度出发,分析劳动力要素流动如何影响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决定性作用。单纯的商品自由流动虽然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 ,但不能改变各地要素禀赋的差异 ,无法最终消除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 ;资本流动若不伴随着资本所有者的流动 ,资本收益就会返回流出地 ,从而无法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均等 ;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 ,还能改变各地区的需求结构 ,削平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 ,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 ,劳动力流动对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限制 ,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地区差距还有很大潜力。     

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效率研究

本文运用了2001与2004年度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取随机前沿技术的成本函数,对254家企业进行成本函数估计得出具体参数值,按平均值分别测算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前沿成本、成本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性。通过实证考察,结论认为技术效率的相对缺乏,是制造业企业成本非效率的主要因素,且高成本组始终处于较低的效率水平;2004年总体样本显示成本效率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但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容忽视;此外,规模经济性随着产出规模增加而下降。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一股"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成本效率需要前沿技术长期的推进。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劳动力流动、区际变量冲击及宏观经济影响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劳动力迁移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上。其实劳动力迁移引起的区际差距收敛或扩散只是表面现象,其内在变化是经济变量的变动。劳动力迁移不仅以生产要素数量的变动在空间上影响产出,还会以消费主体数量的变动在空间上影响消费需求。本文认为,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动力是劳动者对高收益和高效用的区位追求,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劳动力在追求自身最大化收益和效用空间时,会对物价、产出等宏观变量带来不同冲击,但能带来宏观经济增长。     

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的流动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国内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出现的。规模日益庞大的流动劳动力以流向东南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但由于户籍、土地等制度的制约,劳动力流动短期特征明显,但趋势又是长期化,因此,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早期的实证研究注重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政策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流动,较新的研究从人力资本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提供了新的见解。但是,如果要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就需要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研究社会互动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有效推进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应该包括以提高教育为主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信息交流为主的社会政策,以及推进城乡融合为主的制度变革。     

经济走势和政策调整的就业效应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随着今后采取从紧货币政策措施,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工资高增长阶段,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在就业优先的原则下,一系列经济政策既要保持经济在高位上平稳运行,又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并逐步改善劳动者的保护,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相对贫困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研究——来自江西的经验分析

相对贫困假说认为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因素不仅仅在于城乡两地的绝对收入差距．也在于农民在农村参照系内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本文基于作者2006年对江西两村54户家庭、183位个体劳动力的问卷访谈数据,验证了相对贫困对农民迁移决策的显著影响;研究同时发现可耕地数量与农民迁移决策的非线性关系,“种田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却不能解决收入问题”;教育支出已成为影响农户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农民因孩子的教育费用而离家务工。     

峰荷需求、资本配置效率及中国铁路运输业投融资机制改革

阿弗奇-约翰逊模型（A—J模型）表明回报率规制下企业会使用过多的资本。该模型提供了一个研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框架,但模型本身及其已有的扩展忽略了铁路等受规制网络型产业的峰荷需求特征。本文根据中国铁路业双高峰特征对A—J模型进行扩展,得到了检验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标准并利用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能令人满意。另外,扩展模型不一定包含着资本使用量过多的结论,这也有助于解释基本模型实证检验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农村非农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

文章通过在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够较好地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解释的理论模型.整个模型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传统农业阶段、非农产业发展阶段与"反哺"阶段三个时间段,并着重分析了农业剩余的出现与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文章最终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来自中国加入3G网络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百度指数数据库,借助2009年中国加入3G网络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2）从影响机制看,注意力配置会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信息搜索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3）从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异质性看,注意力配置更容易促进一般贸易型、高技术产品行业以及面向发达国家出口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无形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2016年五个国定贫困县137所农村小学两期追踪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差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总体上并不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但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的"分离效应"会显著降低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而"收入效应"会显著改善儿童的身心健康,抵消"分离效应"的负面影响。在留守儿童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父母外出的"收入效应",减少"分离效应"是缓解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