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货币超发、粮食金融化与粮食进口国粮食安全风险

近期全球粮价大涨,引发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粮食安全不仅事关人民生计,也会引发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从理论角度看,货币超发—粮食金融化—进口国粮食安全风险是货币放水背景下引发粮食安全问题的传导路径.粮食安全风险向经济层面传导,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带动相关生产要素成本和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和本币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造成跨境资本外流和外汇储备下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关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计划,引发粮价的上涨;叠加蝗灾和疫情影响,全球粮食减产概率很大,供给缺口叠加货币超发引发的粮价上涨,未来全球的粮食安全风险不可小觑.当前要重视经济结构单一、社会脆弱度高的粮食进口国未来发生粮食安全风险的可能性,特别要高度关注巴西、厄瓜多尔等13个粮食进口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开展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中方企业,应当高度关注东道主国粮食安全风险,积极寻求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也应当高度重视自身的粮食安全风险.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CEO自由裁量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还是抑制

自由裁量权作为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手段。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管家理论在我国实体企业中具有适用性,CEO自由裁量权与企业金融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业投资及股东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负向影响在过度金融化、代理成本高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采用权力机制治理过度金融化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货币强权、金融扩张与全球通货膨胀

通过总结研究文献,利用美国1960～2009年的经济数据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政策、经济的变化,实证得出:强权货币导致该国政府可以不受本国财政实力约束进行扩张,财政扩张、赤字膨胀导致了货币供给扩张,通过经常项目赤字膨胀和资本金融项目盈余巨增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而本国却免受通胀之苦;强权货币和大而不倒规则,导致了该国金融机构更具有生产风险的倾向,政府本应实施严格监管、但实际上与政策扩张一脉相承,实施了宽松的监管,加速了而不是抑制金融风险的积累膨胀,强权货币和宽松政策导致了金融危机;强权货币国为解决金融危机而发行更多货币,进一步导致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恶化;别国实施紧缩货币则面临承担强权国治理通胀的转嫁成本。但美国肆意扩张财政、货币以剥取他国利益必然使美元贬值并丧失持有者的信心,也必然逐渐被币值稳定的强信用货币所替代,国际经济多极化下货币秩序必然面临多元化的革新。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微观杠杆率及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也在逐渐暴露。对此,本文以公司金融理论为基础,运用动态GMM、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微观杠杆率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化总体上对企业杠杆率有非线性影响,在金融化较高和较低时提高了杠杆率,在中间区域降低了杠杆率;第二,过度负债和负利润会强化金融化程度对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弱化对杠杆率的降低作用;第三,金融化程度的提高总体上能降低财务风险,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金融化程度上升会先降低风险,后推高风险;第四,金融化能够通过降低杠杆率弱化财务风险承担。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金融工具还是管理工具?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作为掩饰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工具",还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工具"?本文以2009-2016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呈负相关关系,是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管理工具,而非金融工具;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管理工具假说在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应规披露的企业中表现明显。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信号传递与融资渠道两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媒体监督与财务风险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宏观经济"脱实向虚"以及企业金融化趋势的背景,本文选择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索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面临的财务风险越高;(2)媒体监督能缓解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放大效应;(3)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的放大效应在行业集中度高的情况下更显著。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但董事会规模削弱了该效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在代理成本高、内部控制差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未有效发挥风险治理作用。本文为全面考察中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货币政策与经营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金融化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企业金融化程度提升使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剧,且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这一作用逐渐增强。对样本时期进行划分,采用金融收益作为金融化指标,得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化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者受监督程度较低、财务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阻碍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使用动态指标衡量金融化,并结合货币政策视角,为避免“脱实向虚”引起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货币金融扩张长周期行将结束?

<正>今年以来,为应对外需萎缩和内需不足,货币当局开始放开去年一度"拧紧"的水龙头,两次降准,两次降息,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货币工具齐上阵,然而中国货币池中的水位却并未明显升高,这背后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当前中国经济释放出两大敏感信号:一是宏观经济逐季下滑,出现了低于8%的弱势增长;二是本币出现较为明显的贬值预期,新增外汇占款由正转负,外汇储备净减少。这两大变化蕴含着哪些政策含义?会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环境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经济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重要表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以2001-2014年我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证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其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的增强而加深,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其主营业务利润率呈U型关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弱化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     

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

本文以201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越高,审计师披露的金融类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并且审计师行业专长、上市公司属于实体制造业对上述回归结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化会增加企业的会计处理复杂度、业绩波动性以及监管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和金融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行为。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金融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具有增量信息效应,能够缓解金融化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当下从审计视角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启示。     

规避互联网金融四大风险

唯有政府、行业和投资者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健康发展环境,互联网金融才能在不断创新中承载更多使命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积极引导企业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外债风险

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基础工具派 生的一种金融商品,它是指在汇率、利 率、股票、债券和商品等基础交易工具 上衍生出的新的金融合约。从目前的 基本分类来看,金融衍生产品主要有 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四大类。利用 金融衍生产品可以有效地对市场产生 的不利变化进行管理。锁定或控制外 债面临的利率和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