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市场压力、财政补贴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探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财政补贴资源实施双元创新投资,并进一步分析市场压力对财政补贴激励双元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激励效应,相对开发式创新投资,财政补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2)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双重压力时,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合理分配财政补贴资源、减少创新投资的短视行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客户企业创新驱动了上游企业探索式创新吗？——创新的反向传导效应研究

供应链网络中,下游客户企业和上游供应商的创新行为相互关联。本文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分析供应链网络中“自下而上”的反向创新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客户企业创新会向上游反向传导,对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2）在市场需求诱导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通过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和提出更高、更稳定的产品技术需求,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3）在技术知识扩散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显著提升上游企业知识技术能力的多元化程度,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不存在“自上而下”的探索式创新传导效应。而且,当上游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更强或者知识全局凝聚性更低、局部凝聚性更高时,以及客户企业与上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远、客户企业所在行业信息环境较好时,创新的传导效应更强。本研究为企业充分挖掘供应链关联的创新效应和探究探索式创新的新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智力资本与不同类型创新的关系研究

如何在复杂多变环境下,通过不断创新获取竞争优势是每个企业关注的关键问题。文章在创新理论、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构成的智力资本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不同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智力资本结构对情境二元式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1）专才型人力资本、合作型社会资本和机械式组织资本支持利用式创新,通才型人力资本、创业型社会资本和有机式组织资本支持探索式创新;（2）两类智力资本结构,专才型人力资本、合作型社会资本、有机式组织资本,以及通才型人力资本、创业型社会资本、机械式组织资本都支持情境二元式创新。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基于企业R&D异质性视角

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是投资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R&D异质性角度,把R&D投资区分为探索式创新投资和常规式创新投资。运用《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R&D投资数据和q投资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资依赖内部资金;探索式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高于常规式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融资约束程度与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系是单调的;政府没有对探索式创新投资进行差异性科技补贴。本研究不仅体现了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还为企业的创新融资和政府的科技补贴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管理认知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二元性？

创新二元性是企业平衡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动态能力,企业如何获取创新二元性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话题.文章基于现有研究基础,从管理认知视角出发探究创新二元性的形成机制,并使用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管理认知复杂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取创新二元性,管理认知集中度高的企业更难获取创新二元性,管理自主权在管理认知与创新二元性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强化复杂度对创新二元性的促进作用和集中度对创新二元性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从认知视角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实现创新二元平衡、动态适应外部环境的内在机理,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高铁开通与城市创新质量——基于变处理时点DID的再检验

高铁开通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观点日益流行。然而,支撑该观点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首先反思了高铁效应评估中普遍采纳的DID模型的作用和局限性,其次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发现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长达五年的时滞,且主要集中在早期开通的线路,传统的DID方法的结果可能高估了高铁的作用。尽管在统计意义上高铁对城市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经济意义上它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重要。从人才流动和信息交流两条潜在机制进行分析,上述结果可能与创新效应来自资源重新配置和知识信息的非对称性外溢有关。     

创业者社会身份认知与新创企业创新

创业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活动,创业者社会认知如何影响其创业战略决策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区分创业者达尔文主义、社群主义和传教士主义三种不同社会身份认知对新创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达尔文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为积累个人财富而选择不确定性较低的商业模式创新;社群主义身份认同感使创业者为提供真正造福社区的产品和服务而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而传教士主义身份认同感促进创业者开展一切提升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且创新网络关系强度通过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与信息在上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借助社会认同理论,将创业者社会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引入新创企业创新决策的驱动因素研究中,深化和拓展了创业者创新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高铁网络、旅行时间与城市创新质量

基于2005-2017年的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构建多时期DID模型评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质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创新主体、区域与行业等方面均具有一定异质性.使用城市间旅行时间数据构建高铁网络并进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通过缩短旅行时间,高铁开通可提高城市在铁路网络中的地位与市场可达性,最终实现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活动对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内在依赖性。从理论上讲,作为联接不同城市的重要交通方式,高铁开通为城市创新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会促进高铁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加快知识传播与溢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并缩小高铁城市之间创新差距。文章基于我国2003年至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城市通达性,强化了高铁城市内部知识与技术溢出,带动了城市创新要素集聚,并对区域创新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俱乐部效应",促进了高铁城市内部科技创新的均衡化发展,缩小高铁城市创新差距;另一方面,高铁开通也会强化高铁城市与非高铁城市科技创新的二元化发展趋势,拉大两者创新水平差距。     

中国高科技企业OFDI速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

文章采用2008-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依据海外子公司投资动机计算企业基于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并此基础上以投资速度对企业总体创新、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吸收能力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是基于深度还是广度的技术寻求型OFDI速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2）吸收能力对企业OFDI速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3）从投资地区异质性看,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无论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可通过快速技术寻求型投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低吸收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以较低的投资速度进行技术寻求;另外,在发达国家的OFDI尤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颠覆式创新绩效。     

科技创新的高铁驱动及其特征研究

高铁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基于高铁服务驱动和高铁建设引致两条路径，采用SD模型研究不同路径对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认为：高铁服务对科技创新的驱动存在延迟现象；高铁服务驱动对科技创新具有持久促进作用，而高铁引致创新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阶段持续推进作用，利用不同高铁促进路径对科技创新存在不同影响。     

高铁开通的微观治理效应——基于现金持有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高铁建设进入黄金期,高铁开通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05-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以其办公所在地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以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通车以后,沿线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当公司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以及处于较弱的外部治理环境时,高铁开通对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效应更显著,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与降低代理成本来实现。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高铁开通及现金持有等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公司微观行为的经验证据。     

高铁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

高铁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交通网络体系,这对地区经济时空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文章采用2000-2016年地级市辖区数据构建"反事实"框架下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开通对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净效应。结果发现,高铁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高级化进程,且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的净效应显著,西部地区却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进一步从资源再配置视角检验高铁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加速了地区劳动力流通和资本积累,并且高铁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化。同时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即东、中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具有潜在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人熊赛跑: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区域竞争新解释

作为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中国高速铁路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重塑了经济地理。中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导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空间集聚和中小城市的外围化,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中小城市高铁站点争夺运动。中小城市通过高铁站点争夺以“竞劣”?为了回答这一“悖论”,文章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密度梯度指标,对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了重新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通高铁的中心城市和争夺高铁的中小城市之间的“人熊赛跑”理论假说,并利用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文章研究发现：（1）高铁的开通,导致经济活动向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集聚,而中小城市被边缘化,即“人跑不过熊”;（2）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而言,其能获得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即“跑过了同伙”;（3）“人熊赛跑”的理论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小城市通过高铁站点争夺以“竞劣”这一“悖论”,即“跑不过熊,但要跑过同伴”。文章的研究,为中国高铁站点争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