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00~2013 年教育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具体到教育质量内部，则发现我国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生师比不断下降却反而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教育侧重于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所致。因此，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并通过缩小区域教育质量差距来缩小区域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距.     

FTA深度与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条款异质性视角

当前,FTA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重要载体,FTA主要从“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两个层面对现有规则进行深化和拓展。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的HS 6位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1995～2018年全球221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在对同期全球已生效FTA深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TA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深度对参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的深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协定参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与边境间条款相比,边境后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且具有长期的累积效应,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采用PPML方法、加入前置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同时,在基于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中发现,边境间条款通过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提升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而边境后条款通过改善协定参与国的国家创新水平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文章的研究为FTA深度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Trade Barrier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nti‐dumping toward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rade barriers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using a thorough decomposition approach for trade volume, total exports, final exports and intermediate exports. Our econometric results indicate that anti‐dumping (AD) measures initiated by trade partners have restrained the proces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VC. From 2000 to 2014, AD measures reduced the foreign value‐added rate of total, final and intermediate exports by 4.5 to 28.7 percent, 3.4 to 17 percent and 1.2 to 8.5 percent,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suffering the effects of AD measures, China's GVC position index declined by 8.2 percent to 28.6 percent during this period. Moreover, AD measures have increased industries' upstream index by 3.2 to 13.7 percent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both the petition and approval of AD cases has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xtent and position of China's GVC participation.     

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全球价值链(GVC)背景下,影响与制约中小制造企业升级的因素有其特殊性。文章首先对我国中小制造企业GVC升级的衡量指标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继而利用浙江省部分中小制造企业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分析了中小制造企业GVC升级中各因素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本地企业家能力、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等因素对企业GVC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因素影响作用不明显;现阶段政策环境没有起到应有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小制造企业GVC升级的相关对策建议。     

Do Asian Countries Upgrad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Novel Approach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ve in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ctivities by 11 Asian countries. We use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s in combination with employment data and measure the number of workers in each country involved in manufactures GVC. Jobs are classified by business function based on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R&D, fabrication, logistics, sales and marketing. In most Asian countries, we find a faster employment increase in R&D and other support services relative to fabric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2000 and 2011. However, the participation in GVC and the pace of upgrading appears to differ substantially across Asian countries. We use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rade, consump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ccounting for changes in countries' involvement in GVC.     

Global value chains,firms, an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How does participating or moving to more upstream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affect the premium paid to skilled compared to unskilled labor within firms?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model of heterogeneous firms with intermediate trade and two skill inputs, in which we apply the fair wage hypothesis to predict the wage premium changes according to firms' GVCs activities.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firms' backward GVC participation, as measured by the share of foreign value-added content in exports (FVAR), has an ambiguous impact on wage inequality of skills, which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VAR-labor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FVAR-profit effect.” However, moving to upstream sectors in GVCs, as measured by the export varieties' upstreamness (or average distance from final use), raises a firm's wage premium. Using detailed Chinese firm-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06, we develop a Mincer-type empirical model to study the wage premium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FVAR and upstreamness. We find robus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rise of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mainly arises from moving to more upstream sectors rather than changing GVC participation.     

服务贸易高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究

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能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考察服务贸易高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看,服务贸易高质量显著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但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看,中部地区服务贸易高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东部、西部地区的关系并不显著。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析两者影响路径时发现,服务贸易高质量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成显著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当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

与以往的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同,本文以国际代工特征显著的江苏省昆山市为例,利用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调查数据总结了其转型升级的成就,并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可能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能减少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外需市场依赖越小,企业越容易转型升级;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反而会使企业陷入对国际代工模式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强度与出口倾向和附加值水平都显著负相关,说明创新能力提高固然可以改变制造业企业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但可能要发挥长期效应才能有助于价值链升级;工资水平对附加值和出口倾向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都较低,说明价值链升级可能弱化了要素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     

行业关联、外资进入与出口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外资合理利用对实现我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外资的行业关联从出口升级的视角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统计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从行业内水平溢出、产业间垂直关联等多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1)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质量提升效应均显著,其中后向关联效应最大。(2)外资水平溢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分别通过研发效应、中间品投入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实现。(3)异质性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作用更为突出。文章为外资利用与企业出口质量关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微观证据和理论依据,能够为当前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下引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