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通过对在浙江务工的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分析政府对农民工生存状况改善存在制度设计、管理模式和功能保障等方面的责任缺失,提出政府应在创立制度平台和完善保障体系两大方面维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工自我发展。     

农民工生存与社会保障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访谈、资料收集等方法对农民工的劳动就业、生存和社会保障状况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要提高农民工国民待遇、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农民工生活条件等对策建议。     

河北省城市农民工生存及体育参与状况的调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制度、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令人担忧。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是农民工体育匮乏的主要社会因素之一,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是提升农民工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     

进城农村劳动力生存状态及原因分析

本文从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待遇、文化生活状况、权益维护状况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考察他们的生存现状,指出了导致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偏向城市的制度安排,着重强调了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探讨了制约农民工生存状态改善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措施与建议.     

特大城市外来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融入倾向——基于上海抽样调查的观察和分析

文章基于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外来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和生存状况;通过构造城市融入指数,测量、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倾向。最后提出三点值得注意的调查发现:即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规模在缩减;农民工的年龄有趋大之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已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两大现实体制障碍。     

不同群体社保权益公平性问题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生存状况的比较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农民工走进了城市,他们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对中部农业大省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相应措施.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以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并将理性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对武汉市农民工健康及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农民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越强,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越愿意选择永久性迁移。而"原居住地自然灾害情况"和"原居住地区类别"所构成的生存理性,对农民工的永久性迁移意愿则不具有解释力。     

边缘化生存: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来自珠三角某工厂的一项田野调查研究

为了真实、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研究者在珠三角某工厂进行驻厂蹲点式田野调查57天。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处于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他们就业层次低端而且频繁流动、劳动权益被漠视并全面受损、身处不安定与混乱的社区环境、交往与生活空间隔离化、不认同打工生活。研究认为,处于这种状况的农民工面临的是一种制度性与市场性的双重边缘化,制度排斥和收入低下成为制约农民工彻底城市化的瓶颈。农民工的这种边缘化还显现出一些固化和长期化迹象,由此导致了许多消极社会影响。应加快改革户籍藩篱,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努力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还应尊重和引导农民工对自身城市化的自发探索。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思想观念、体制制度、经济成本、自身素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障碍,我国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职业与社会身份的不一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就业与生存状况恶劣、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     

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创新——以重庆市农民工、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为例

农民工作为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新型特殊职工群体,其养老保险的实现关系到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目前,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某些养老保险政策和管理手段与农民工特点(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收入低)不相适应,导致农民工参保状况不够理想.因此,如何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成了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各级政府有待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重庆市农民工和农村养老保险实施情况的调查与分析,就农民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判断和对策建议

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看到了成都市农民工在城市的辛劳和贡献。同时,城乡均衡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平发展、科学发展的最终要求,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有权利享受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基于对成都市一二圈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调查研究,文章得出了一些对成都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基本判断,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心理健康及群体差异调查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运用SCL-90量表对温州市部分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城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不同性别、婚姻、年龄、岗位和文化程度的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各有差异。     

广州农民工生存状况比较研究与政策思考

近年来,广州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但是,要破解农民工这个世纪性难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和进行政策创新：文章基于对广州农民工近况的调查分析和与其他典型城市农民工状况的比较研究,对广州继续推进农民工权益建设工作进行了政策思考。     

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及其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的总体水平偏低,个人特征、就业的行业特征和单位所有制类型等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和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改革二元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增加农民工医疗保障需求和提高医疗保障参保率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农民工没有彻底转移到城市、就业不稳定、收入偏低的情况下,应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采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等多种模式解决其医疗保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现状调查及对策探讨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本文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及生存状况进行了阐述,然后分别从教育、户籍、保险三个方面重点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相应的对策进行初步的探讨。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农民工的贫困状况,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按该口径计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超过95%),当农民工失去工作进而失去劳动收入时,很容易陷入贫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对于其贫困有着显著影响。从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观察,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也令人担忧。农民工长期处于低保制度救助的真空地带,如何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提高低保救助水平和瞄准效率,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金融危机下应引导我省农民工回乡创业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回乡创业状况的研究,分析了农民工回乡创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外部环境、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优惠政策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与措施.     

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新形势下,满足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五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双重特征,年龄、婚姻、收入水平、就业状态、教育水平、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就业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个人、单位/雇主和营利机构是农民工满足服务需要的三大来源,而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加强。